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脉络、特点及成因分析

危机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它在现代危机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以《易经》为起点,随着传统社会的发展逐渐成熟。它在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受到专制统治的政治因素和宗法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存于儒家"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之中。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与政治文化、吉祥文化以及物质符号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心史的展示─—论民国三大言情小说的文化意蕴

民国言情小说是二十世纪通俗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支，《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是民国言情小说中三部划时代之作。长期以来，由于偏于单一的批评模式，对其缺乏应有的评价。本文试图从文化这一角度剖析民国三大言情小说，透示其情爱追求中孕含的文化意蕴。《玉梨魂》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提倡新政体，保守旧道德”的文化心理；《啼笑因缘》则表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中，人们反叛传统又回归传统、向往现代又排斥异端的复杂心态；《秋海棠》则展示了现代人格的铸成、现代健全文化心态的形成。从这三部小说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世纪转换期人们的心态史，形象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换过程中人们文化心理的嬗变。因此，这三部小说不仅是民国言情小说的三大高峰，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丰厚文化意蕴的通俗小说精品！     

论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儒学的外衣包裹下,表达的却是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核。正是凭借载体性,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和谐文化模式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体框架 ,它以积极入世的态度 ,通过融会吸收各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意识 ,规范着社会政治生活 ,也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成为从社会政治生活到人们行为心理普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在儒家“八条目”中 ,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古代 ,“家”与“国”是密切相联的 ,早有“国家”之称 ,经过时代的筛选、历史的传承 ,其中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作为核心条目 ,形成封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体现在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就是和谐文化模式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

生命教育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土壤才可以真正得到现实的落实.传统中国社会号称是以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等同于儒学社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儒学知识系统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远离了儒学的人文心灵与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儒学的文化理念对现世生活仍有相当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治疗学意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尤其是在精神的心灵安顿上,常能获得儒学的文化滋润.正因为此,在当下推行生命教育,从儒学的治疗学意义寻求文化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提升当下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儒学与东北亚文化

金柄民在《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中撰文认为，东北亚文化圈的核心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学文化的核心是“仁”和“礼”，是以人道主义和社会理念为出发点，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影响及周边国家。儒学在13本、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这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今天，我们应继续传承儒家文化。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无疑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福建儒学文化精神的超时空审视

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和坚持,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歧义。就福建儒学传统而言,朱熹、李贽、严复无疑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然而现代学界习惯性地把对朱熹、李贽、严复等人的文化思想精神研究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干的三种思想状态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维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福建儒学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启蒙之学,他们所具有的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湖湘文化及其特征与历史定位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以传统理学心性之道和践履思想、乡土情节为内核,讲求经世致用,以区域意识和乡贤崇拜来延续自己的传统,不断强化区域象征话语体系,构建起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湖湘文化对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异军突起,堪称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学术史上一大奇观。尽管也有落后、僵滞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至今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仍有重要价值。     

略论儒学的演绎与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于春秋大变革时代的儒学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文章从儒学的演进脉络上考察其包容性、主体性和不断更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儒学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和生命力.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