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宋初柳开、王禹等人的复古主张和实践，但就宋初文坛的整体情况而言，柳开、王禹等人代表的文学复古革新倾向却没有发展为文坛的主流。当时文坛最为壮观的是佑文政策刺激下崇文风气的形成与诗赋创作的...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四

本文拟从科举的角度来记取台湾近代文学的若干情况:作家的遭际、诗人的交往、文坛的风气、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台湾士子在日人据台前后的爱国事迹,等等.虽仅一鳞一爪,或可以知其概也.     

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

傅咸是魏晋文坛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他的复古立场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体现了对傅燮、傅干、傅玄从人格修养到思想创作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傅咸在其家风影响下，首开七经诗的集句模式，在赋的抒情性方面赋于政教内涵，在轻绮流靡的风气之外，代表了魏晋文坛的保守一面，促进了魏晋文风复古与趋新的交融。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略论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王禹偁在北宋初期文风颓败之时,打起了“革弊复古”的旗帜,对晚唐五代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强调为文取法韩、柳,诗歌学习杜甫、白居易的有为而作精神,为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开了先声,遂成一代前驱。宋初文坛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影响,唱和之诗风靡一时,“苦吟”诗人争相涌现,以逃避现实,歌时颂圣为能事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斥文坛。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经济日趋衰退,多数文人墨客钻进了与世隔绝的书斋,或吟唱用典繁杂的“闺闱诗”以自娱,或     

论北宋诗文改革家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文革新家。北宋初文坛上盛行着形式主义的创作文风。这是五代时期形式主义创作文风的继续发展。形式主义创作文风常常是统治阶级腐朽堕落、骄奢淫逸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齐、梁、陈、隋、初唐、晚唐、五代都由于这种原因,在文坛上出现过形式主义创作文风。赵宋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公开提倡奢侈豪华,甚至以此作为条件,换取文臣武将不搞政变。西崑诗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西崑派作者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就是这样一批御用文人。他们编辑的《西崑酬唱集》是他们的代表作,酬唱的内容多半是描写宫庭、官僚的荒淫无聊的生活。粉饰现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毫无民生疾苦的反映,自然更谈不到兴寄和讽谏。这批人身在馆阁、纠集在皇帝周围,很得皇帝的赏识。他们自吹文章“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刘扬风采,耸动天下”。当时西崑诗派的形式主义文风相当盛行,影响面很大。     

科举背景下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

宋代科举通过扩大录取名额,实行殿试、锁院、糊名等制度,抑制势族,提高录取的公平性,从而导致了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学风气的转变,这些直接促使宋代文言小说这一文体较之唐代发生根本性转变。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     

宋庠、宋祁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史意义

宋庠、宋祁是后昆体诗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七律创作在西昆体向江西诗派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内容而言,二宋七律皆表达了自己的仕途沉浮、叹老念衰之感,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倾向,这一点迥别于西昆体。在风格上,二宋七律由效西昆体的典丽柔靡向瑰迈健举或沉郁奥博发展。这与二人七律学杜分不开,而学杜是江西诗派七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创作手法上,宋庠七律以比兴寄托、借用典故写景抒情及多用倒装句三大特征为主;宋祁七律除此之外,还在造语、炼字、对仗、用典等方面表现出求新求奇、精益求精的努力,特别是僻典、俗字的使用,已率先实践了江西诗派"化俗为雅"的理论。在唐风向宋调的演变过程中,宋庠七律更倾向于唐风,而宋祁七律则在很多方面开了宋诗法门。二宋七律,一以承唐,一以启宋,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