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王权意识

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延宕＂行为历来备受争议。哈姆雷特对于王权意识的思考为他的＂延宕＂行为的合理化提供了一定的理由。作为一位受过人文主义熏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思辨能力的王子,哈姆雷特的＂延宕＂固然少不了自身性格原因,更源于他作为丹麦王子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及他承担着的传承王权的责任。     

侠客形象的终结——韦小宝

韦小宝作为金庸先生封笔之作的主人公,历来受到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他不符合侠的形象,有人干脆把他当做是＂反侠＂的代表。实际上,韦小宝这一人物特征的独特性,在于他代表着金庸对＂侠客＂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使得＂侠客＂话语终结。     

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演变

北一辉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先于1906年进入＂革命评论社＂,同时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人结交。其政治活动的重点随之逐渐由＂国内改造＂转移到支援中国革命上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作为宋教仁的助手,同时作为＂黑龙会＂的观察员赶赴中国,支援革命党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发生了异变,与其思想中由来已久的缺陷相互呼应,通过1915—1916年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具体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后,北一辉的思想从＂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抛弃了亚细亚主义的本义,开始呈现出东洋霸权主义的思想特征。     

尼采的道德“症候学”

尼采作为＂道德的破坏者＂、＂非道德主义者＂不是要反对所有的道德。他将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康德的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看成是对生命本能条件的否定,即作为＂症候＂乃是生命颓废的征兆。尼采的＂狄俄尼索斯VS十字架上的耶稣＂要求对道德进行价值重估。一方面他的谱系学恢复了历史中的互相斗争的、多元的价值谱系,使道德的外在强制不再有效。另一方面它强调了强力意志解释世界的无穷性。道德作为解释,不论是出于被驯服的本能,还是饱满激情的释放,都是出于强力意志。     

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章学诚——倪德卫的章学诚研究解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研究不免先入为主。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在理解章学诚的实学思想、主体性思想、＂言—事＂思想和＂家＂学思想时出现了偏离。客观地说,章学诚仍然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     

论“文化寻根”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文化寻根＂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作为对＂全球化＂和普遍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抗,包含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寻根派＂的＂本土＂认同与＂世界＂镜像之间、在个体的记忆置换和真实的生命经验之间,＂文化寻根＂不仅构成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寻求身份建构的中国经验,而且它所呈现的问题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书前书后十八拍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何键的“小康”与“大同”——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政治哲学与实践

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典型,何键以＂小康＂与＂大同＂观曲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其＂小康之治＂虽然不为他本人推崇,却恰恰成为他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是何键又并非无原则拥护中央,他鼓吹大同之治,贬抑＂统一＂为＂小康＂的极端现象,又反映出地方新军阀醉心地方割据与军事独裁的普遍心态。何键坚决反共,推行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改革,厉行＂清乡＂,上取悦南京中央以扩充实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以求得湖南各界的共同政治认同。因此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在地方新军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小康＂与＂大同＂观更是地方新军阀政治哲学的集中概括。     

他者伦理视阈中的身心和谐问题

从他者伦理学角度看,身心和谐依赖于把＂我他关系＂在个人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予以归位,需要实现＂我＂与＂大写的他者＂及＂小写的他者＂的和谐。与＂大写的他者＂的和谐,意味着对神圣事物的敬畏之心的保持;与＂小写的他者＂的和谐,指与具体的他人的和谐,它依赖于充分的公共生活和牺牲精神。     

信仰自由与“他者”、法以及国家——解读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文章从宗教与＂他者＂、法以及国家三者的关系维度来释义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于此,笔者认为,宗教作为以超世信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应在我国宗教政策的引导下,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发挥其作为社会之＂最有用的假设意义＂这一积极作用。     

“人”与“实践”之为马克思双重活动的最高原则——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深处

要科学整体地解读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在其毕生的双重活动中,马克思把对人的终极关怀作为根本的价值维度;他把人作为世界的归向,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于创造一个彻底的属人世界。其唯物史观的理论创造集中地对人的总问题进行了哲学论说。而这一切最终都归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把＂人＂与＂实践＂作为马克思毕生双重活动的最高原则,无疑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朱瞻基与明代的宦官之祸

朱瞻基是明代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朱瞻基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宣德朝也存在一些弊政,尤其在处理宦官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他提高宦官地位,赋予宦官批红权,设置镇守中官等,致使宦官势力空前猖獗,无意中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他对造成明代的＂宦祸＂负有很大责任。     

把“共同富裕”当过程来看——兼论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统一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主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作为结果意义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仅仅作为结果是不够的,还需要把它当作过程来看。因为,从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背景看,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从结果与过程的关系看,没有过程何来结果;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忽视＂过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其危害巨大。     

从“群体缄默”到“表述自觉”——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历史与当下

自我表述是任何一个族群沟通他群实现族群间和谐共存的路径。回族作为中国的一个穆斯林民族,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伊斯兰移植时代＂＂他者＂表述的历史境遇,明清之际回族穆斯林开展的＂以儒诠经＂等活动,开启了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先河,及至民国时期穆斯林学术研究活动的兴起,新时期以来回族穆斯林在与时俱进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表述格局中。     

论族群符号边界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族群符号边界的建构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分为＂我族＂和＂他族＂,这种类别的划分无形中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树立一个屏障。族群社会分类的过程,也就是＂我族＂之间的相似不断得到强化,＂我族＂与＂他族＂之间差异性得到强化的过程,这种强化的结果是＂我族＂与＂他族＂发生严重异化,从而阻碍＂我族＂与＂他族＂之间的人际互动、族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族际通婚。     

西学东渐背景下林纾的文化心理透视

近代士人群体处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容易产生双重文化心理：一方面被迫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理智地选择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固有文化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林纾作为近代士人的典型代表,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之中。他一方面主张以＂西学＂为用,补＂中学＂之不足;另一方面又要求以＂中学＂为本,捍卫传统文化的威严。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曹文轩的苦难意识与弗兰克尔意义心理学的双重思考——评曹文轩的《青铜葵花》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反映了作者深刻的苦难意识。通过小说文本他呼唤人们正视痛苦,尊敬痛苦,面对痛苦要能够保持人的尊严和优雅风度。弗兰克尔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他的＂意义心理学＂中阐述了苦难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倡导人们在面对无法回避的苦难时,可以通过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和信念,来实现生命的意义和自我救赎。以弗兰克尔的＂意义心...     

“熵”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现实与个人心灵

托马斯.品钦的短篇小说《熵》把热力学概念＂熵＂与社会状况相联系,并把＂熵＂比作了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熵＂作为一种暗喻,暗示了社会秩序的最终崩溃并陷入混乱,但为了建立这种社会秩序所付出的努力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小说《归宿》隐喻着作为社会中的个人而言,假如一个人孤立于社会,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封闭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与他人（或无人与他）进行交流,根据＂熵＂的概念,那么封闭的个人心灵必定会走向混乱、衰颓和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