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

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然而,我国长期受以国家为权威来源和以单位为传统形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缺乏社区自治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改善社区自治,加强社区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社区行政模式的选择

市场经济使政府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使社区功能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改革旧的社会管理机制已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社区管理的目标模式是以社区自治为操作平台的自治型社区行政,而我国社区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目前不能采用此种模式,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具有衔接性的过渡模式即构筑以行政为基体,自治为导向的混合型社区行政管理模式。     

区直管社区体制下的社区自治——以安徽省铜陵市“铜陵模式”为例

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公共事务由利益相关的居民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面对社会结构的急速转型、传统街居制的弱化以及单位人社会的解体,国家提出了社区建设的社会发展思路,开启了社区自治的发展模式。以安徽省铜陵市开创的区直管社区的"铜陵模式"为例,综合分析其社区自治的运行,厘清其价值和意义。     

城市社区自治三问

问题一:城市社区自治建设应有哪些思路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自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社区自治是政府管理之外的社会自治,是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的事务。此观点强调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反对     

论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必然发展的结果与要求。社区自治不仅仅是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自治,其自治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还包括其他各种中介组织。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以在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内较为合理。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组织居民,利用社区中的一切组织和资源,使社区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促进社区建设。     

和谐社区期待“院落自治”发力

近年来,成都市锦江区以民生为着力点,开展以"街道管理体制、社区治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入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坐标中,锦江区将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四川日报》2011年11月21日)——目前,大型社区不断涌现,有的居民达数万人,而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的力量毕竟有限,单靠他们唱"独角戏",难免会力不从心。针对这一现状,"锦江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把社区居民自治延伸到小区、院落,在小区、院落引导居     

社工站应做业主参与社区管理的推手

业主参与管理社区是指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民主的原则建立自治组织、确立自治规范、自我管理本区域内的物业管理的一种基层自治活动。随着城市居住形式的改变,业主参与管理社区的需求和呼声越来越高,而其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既有业主本身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的问题。社区事务工作站承接基层社会管理职能,是实施社区公共服务的主体之一,     

民主自治：社区管理的法治核心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是社会的最普遍表现形式。为了实现社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为了克服社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法治化则是社区管理工作的理性选择。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单位来讲,实现社区管理的法治化,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强社区的民主自治能力,民主自治是社区管理的法治核心。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以沈阳市7个社区为例

以沈阳市7个社区自治为例,剖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梗阻表现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分复杂,自治合力难以形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作用不均衡;自治组织的发育不健全;各社区间居民自治水平差距较大;社区自治资金分配"马太效应"严重。政府行政性事务施加过度、党员地区分布不均衡、自治组织管理不规范、自治领导者能力参差不齐、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导致了社区自治梗阻。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培育群众骨干,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社区自治资金分配整体规划等角度提出了消解城市社区自治梗阻的措施。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论现代城市社区的内涵、特性与功能

城市社区是指城市一定生活空间的居民所形成的以区域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社会性、地域性、自治性、依存性和群众性等基本特性;城市社区的基本功能包括政治功能、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学习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等。     

关于农村土地市场发展问题

土地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其他要素所不具备的特点 ;土地市场的形成 ,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 ,还面临着较多的体制性制约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我国的农村土地市场在发展中已生成了多种基本形式 ,只是还存在着一些过程性特征。在当前条件下 ,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化改革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按照村 (社区 )或者区域自治的思路 ,建设一个公众参与的社区组织 ,实行乡村自治。     

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城乡社区问题,日本从经济自立、居民自治、社会教育和社区互助网络体系等方面开始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以实现“社区福利”为目标稳步有序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构型,从而在社区层面完成从“管理”向“治理”模式的转型,这对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中国模式”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思与前瞻

“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国家推动的发展战略以其“后发优势”引世界所瞩目。但是转型社会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也在检视和挑战国家权威,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基础不仅体现在经济绩效上,而且更要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深度心理认同之上。国家自主性如何维系、如何克服自主性自身的悖论、如何吸纳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改革需求成为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必须要解决的时代难题。     

居委会直选的背景及政策的定型化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失灵,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促使政府决定通过＂直选＂来改造传统的居委会,以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的棘手问题。中央有关居委会直选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与深化的过程。     

社会嵌入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社区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很多城市相继建立了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然而,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区与社会的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无疑偏离了社区发展的轨道,面临着社会脱嵌的风险。具体来看,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表现为行动脱嵌、规则脱嵌和资源脱嵌,浙江杭州高沙社区的集体经济发展态势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社区集体经济市场化导致的社会风险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地方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以纠正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社会界面视角下农村成员权认定的实践逻辑 ———基于湖南S 村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

村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政府法律政策的逻辑和乡土逻辑的争论。文章运用发展社会学中行动者导向方法中的社会界面视角,将国家干预、社区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动态互动整合起来,研究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湖南S村如何认定成员权的问题。以户口为基础、"人人有份,机会均等"是成员权认定的基础原则,它实现了国家逻辑和地方逻辑的融合,得到了政府、社区和基层行动者的普遍认可。基层行动者利用社区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具有的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功能,推动了成员权认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原则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成员权问题的调节处理机制建设,而非去制定完备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