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责任法》对医患利益保护的平衡机制

医患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双方的利益都应该予以维护.为了改善医患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侵权责任法》确立了既注重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还要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的立法宗旨.医疗损害归责原则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过错推定原则为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凸显兼顾医患双方权益.医患权利义务双向规定,对解决医患纠纷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影响医患沟通的因素及改善对策探究

医患关系应该是人际关系中最和谐的关系之一,但是由于医患沟通障碍等原因导致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成为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影响医患沟通的因素有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方面.基于此,笔者从医院、医务工作者、社会三方面提出了改善医患沟通的具体对策,以缓解高度紧张的医患关系.     

完善医疗责任险、缓解医患矛盾——基于医疗风险管理的视角

伴随着人们对医疗的普遍重视,医疗事故所引起的医患矛盾现象也日益频繁,尽管作为转嫁医疗责任风险的医疗责任险在全国各地出现近30年,但整体上仍处于市场的初级阶段,对消除医患矛盾的效果甚微.基于社会现状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围绕减少医患矛盾这一直接目的,对医患主体的特点、医疗风险的可保性以及相对应的医疗责任风险及保险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医患矛盾的内在机理及可行的解决措施,从而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设,构建行之有效的医疗风险管理机制.     

从营销视角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医院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阐述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意义,剖析了导致不和谐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并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相应对策。     

基于期望视角的医患冲突分析及其疏导

医患冲突从现象来看,是患者把医生从医疗技术底线拉下来之后,再从道德神坛给予彻底否认的结果.医患冲突是社会现象,也是社会问题的暴露.本研究深入分析医患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患者的期望、医疗机构的期望、医生的期望、政策的期望及不可协调的社会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医患冲突的本质,并提出解决之策.     

医患纠纷预防措施及诉讼外解决机制之探讨

医患纠纷的发生以及解决不但与纠纷的主体有紧密的联系,与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医方注重人文情感能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可减少医患纠纷;医方健全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的管理亦可降低纠纷;医方要重视宣教,在纠纷中要争取积极主动,抱着诚信提前介入,可避免纠纷产生或使纠纷得到顺利解决?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应开辟诉讼外的解决机制和途径,减少诉讼,提高医患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医患纠纷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医方?政府及社会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鼓楼医院实施医患沟通长效机制效果评价研究

以南京市鼓楼医院2006～2011年医疗纠纷处置数据为基础数据样本,进行回顾性统计学调查,分析医患沟通长效机制建立前后医疗纠纷差异性的成因.结果发现,在社会背景和自身医疗技术水平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改变的情况下,解决医患纠纷这一矛盾的根本在于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立医患沟通长效机制.     

医患纠纷强制性仲裁机制构建探索

以仲裁为核心的医患纠纷非诉讼化解机制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手段.现阶段,强制性仲裁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医患纠纷解决.应当依托现有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平台,赋予医患纠纷调解机构仲裁权力,同时应保证仲裁裁决受司法审查.     

医患认知视角下医患沟通行为的期望分析

目的：从患者期望视角出发,比较医患双方沟通行为的差异,为解决医患纠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个人访谈和现场问卷调查,收集医疗服务中医患沟通行为内容的主要数据,分析医务人员沟通管理要点是否满足患者对医疗服务沟通的期望。结果：医患沟通期望行为差异较大,患者沟通意愿被压抑,沟通满意度不高;患者对医患关系、医患信任、医患沟通满意度认知不同,患者沟通期望也存在明显差异。结论：医疗机构应注重培养患者就医前沟通准备素养,释放患者沟通意愿,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患者对医患关系、医患信任、医患沟通满意度认知,全面提高医疗沟通质量,为减少医患纠纷提供解决路径。     

优势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医患矛盾的研究——以广西G医院为例

随着医患矛盾的愈演愈烈,不少患者将消极的情绪转化成过激的言行,刺痛着医者仁心.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为患者提供一种处理医患矛盾的思维方式,使其挖掘自身克服困境的潜力与优势.通过在广西G医院的应用研究发现,优势视角具有引导患者正确认识医患矛盾根源、调动患者抗击疾病的主动性,并最终利用优势实现个人成长、促成医患矛盾合理解决的效果.同时存在患者的潜在优势不易发掘、容易忽视客观条件限制和适用范围有限等问题,可以从提升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推动多重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创新医患矛盾的解决路径等方面进行改善.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优化的目标描述

由于社会发展 ,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 ,现行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具体纠纷时的滞后性、低效率性等问题凸现出来 ,优化现行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要。但优化的目标是什么 ?如何优化 ?这是我们研究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优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 ,从现行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实体法律规范方面和程序法律规范方面 ,对现行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目标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和一些初步探讨     

浅谈“关系就医”取向下的医患互动错位

文章以“关系就医”为切入点,在简述中国医患关系现状的基础上,从社会健康平等失范与政府补偿机制缺失、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均衡性和医患关系的单次随机博弈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医患互信失范的原因;并从人情消费的角度对“关系就医”进行审视与反思,提出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医疗资源供给短板、加强医患双向沟通,强化监督反馈机制和优化执业环境,搭建良好的舆论平台等渠道建立良性医患互动,促进医患和谐与信任的策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考察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背景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经验,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时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都已经初具规模,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文本表达比较规范,但在实际运作时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困扰.透过历史司法案例从诉讼、调解与和解这三个方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机理,表明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情理,同时司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因此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     

论医患法律关系

从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上,分清医患关系是解决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的关键.医患关系尽管在某些时候有公权的介入,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且存在着多种民事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产生的医患法律关系为"医疗合同说"与"侵权行为说"的竞合;在特殊情形下还存在无因管理关系和强制医疗关系.     

对医患纠纷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思考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也日益增多,如今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及现行法律适用的多元化使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过对医患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分析,提出了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解决医疗鉴定的二元化等建议,以求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医务社工:“医患隔阂”的缓解者

正近年来,中国的"医患纠纷"问题凸显,去年10月发生的"浙江温岭杀医"事件,迅速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事对如何处理"医患纠纷"问题做出了批示。然而时隔不到半年之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就又出现了一起患者杀害医疗人员的恶性事件,解决"医患纠纷"问题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隔阂深厚至此,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医患双方重建信任?除了医护人员和患者,我们的医院似乎还缺少一个角色——医务社工。     

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

加强医患沟通,建立开放式管理制度和医患沟通监督机制,保证医患沟通渠道畅通,构筑和谐医患关系,是医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医患矛盾呈上升趋势,具体表现在对医院的投诉增多,医疗纠纷不断,有的纠纷甚至演变成打砸医院和迫害医生的暴力行为。因此,怎样把解决医患冲突问题“     

试论处理医患矛盾的理念、氛围、程序与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依然是医务工作的灵魂,也是正确处理医患矛盾的基础.要使医德在处理医患矛盾中真正发挥作用,应当在医务工作中依据医德规范,确立病人至上的正确理念,营造医患互信的良好氛围,建立精心施治的科学程序和合理调整医患利益矛盾的有效机制.     

在现行法规体系下以诉讼方式解决医患纠纷的司法难点及对策

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医患纠纷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出台为医患纠纷案件提供了相关的司法依据。但这些法规出台已有时日，在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司法难点。对此，笔者认为应在法规建设、司法实践和司法队伍建设等多方面采取对策，从而为医患纠纷案件审理创造条件。     

扭曲的赋权：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的医患权力关系——以纠纷解决与处理为例

基于1000多例案件档案,以及针对关键性个案的当事人的访谈、医患纠纷处理过程的田野观察,以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的医患纠纷发生与处理为例,分析纠纷发生和解决过程中的医患权力关系,以及国家制度实践对双方权力策略的影响。一方面,在形成阶段,纠纷中的医患双方在医疗效果、医疗正当性、医疗风险认知及医疗治疗不良后果归因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另一方面,在解决阶段,医方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化的赋权手段,患者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化的赋权手段。在不同类型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介入程度、医患双方自主性存在显著差异。与西方医患权力关系有所差异的是,中国医患权力关系具有高度情境性,且极易受到国家等外生变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