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意蕴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探讨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的问题,所探讨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方法、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开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先河.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生成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是马克思晚年思想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到思想资源的吸收再到东方国家的践行,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正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逐步验证。今天,重新探索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将东方社会理论置于当代中国语境下,能够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基本遵循,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行性思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即著名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邓小平理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思考，并付诸实践，实现了全新的科学发展。     

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新的考察和审视 ,可以看出 :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农村公社的占有制和政治关系上的专制制度并不矛盾 ,三者相辅相成 ,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 ;东方的国家起源于组织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 ;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经济长期存在 ,根本原因是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缺乏“外部交换” ;国家组织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形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从两个方面促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 ,在于为我们正确把握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这种方法本身就体现着历史尺度和伦理原则的统一。     

论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呈现着经济运作机制批判的显性批判逻辑、政治权力体制批判的隐性批判逻辑和城市生活模式批判的具体批判逻辑等三重逻辑。在显性的经济运作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混乱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内在经济逻辑,分析了资本和空间生产的内在关系,要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空间运作机制;在隐性的政治权力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空间的分割,阐释了政治权力导致的空间剥削和空间压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平等政治,打破空间的不公;在具体的城市生活模式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空间对立,分析了工人阶级的住房短缺,要求改善工人的城市生活,实现居民的城市权利。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带来的空间生存困境,有利于中国吸取资本主义城市化教训,建立和谐的空间生产和城乡生活。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

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为主旨的东方社会理论,其实质是马克思思考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理论成果。东方社会理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能够同时解决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使东方社会走上现代化的现实性力量。其在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上破除了历史的单线进化论,体现出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论点和理论特色。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化实践中,毛泽东和邓小平从真理的趋同上实现了两者的前后呼应,并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自然发展的科学结果,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马克思的晚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予以审视,仍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东方社会理论看马克思现代社会转型思想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始终在共产主义与现代社会转型的统一前提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点把握东方国家的现代转型及其未来命运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观察、思考、认识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的视角,现代社会转型是在共产主义这一具有人类整体性和终极性理想目标引导下的人类自觉的历史活动,因此,它有着鲜明的共产主义思想特质。     

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随着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共经历了3个阶段和3次立足点的转变。考察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东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重新解读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续)

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给查苏里奇的信属第一阶段,《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属第二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跨越说的精华部分,因为第一阶段并未解决如何把这一来自俄国民粹主义的课题改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问题,这是在第二阶段中解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说还留下一个他们没提出来却隐含在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落后国家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由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来解决的,他们的基本方针是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保留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发展生产力。     

论马克思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理论模式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制度发展演进的规律和机制时,逐步形成了其制度变迁理论。制度起源于人类的分工与交往,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一定社会关系下人们的物质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预设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保证了制度的合法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是质变与量变、渐进式与激进式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核心,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为基点,以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重要内容,在探索跨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开辟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东方社会发展停滞论的反思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把同时期的东方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催生了一种“进步”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东方社会被定调为“停滞”。受此论调影响,马克思也认定东方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更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其实,东方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滞过。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发展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三部著作,表现了马克思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形成轨迹与其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科学的人的本质观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与阿尔都塞视野下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解读是激进的,他要创立一种“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激进解读”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意识形态的概念、存在方式、意义与功能三个方面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两者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和异同.     

和谐社会的俭约之道

强调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天和、人和是道儒两家都重视的。但就它们的逻辑排列而言,道儒两家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儒家强调人和,依据社会的需要来营建社会的和谐,其具体操作就是依据血缘亲疏关系的仁来决定具体行为的内涵的方法,结果是对人自身和谐的忽视,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分裂,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投入多而结果少;道家则从公平的不仁切入,不偏于个人的欲望,不偏于人际关系中的自己,不偏于人是万物关系的一部分的定位,从个人到社会他人,从内在本性到外在要求,依归自然无为的轨道,不仅强调社会的和谐在个人的和谐,个人的和谐在内心的和谐,而且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只能在他者价值的实现中才能得到保证,这既为营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打牢基础的参考,也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揭示了俭约的路径。     

民族工作理论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这一民族工作的核心”[。1](P5)只有确实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