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法治文化:特质、功能及培育机理分析

理解法治文化的特质,重点在于把握法律的人文属性与道德意义、优良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而不是人以及法律只是社会底线道德等三方面内容。法治文化的功能表现在,有利于推动价值论法律观确立;有利于深入"法的精神"层面推动法治建设;有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化。法治文化的培育机理寄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之中。在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需要保障社会关系和谐,需要确保法治政府,需要有信心和耐心。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后现代视野中法的概念重建

法的概念解读有三个基本维度,即价值、制度与谱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重建。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的观念中;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法的概念重建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礼法合流”

从"法寓于礼"、"礼法分立"到"引礼入法","礼法合流"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以礼为核心、人情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实现了自律性规范与他律性规范的整合,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有其历史合理性。"礼法合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法的平等性丧失,以礼为核心的"法"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其二,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被混淆,造成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其三,法的客观性的丧失,执法官可以凭主观意志解释经文,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历史警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且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撑。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完成从"重关系"到"重契约"的转变,方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依据及其价值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关于法律的道德蕴涵和伦理价值取向的思考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对法律道德性问题的关注 ,并非是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功能范围的“越位” ,它有其历史学的依据和学理上的依据。研究法律的道德性问题 ,对于丰富法哲学理论和伦理学学科建设 ,对于确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中国死刑的法律文化价值

死刑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死刑的保留有其特殊的法文化价值。死刑浸透着一定的社会道德因素，包括人类现实的道德情感。同时，死刑又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权利的最直接体现。我们认为，判断法文化的价值标准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规范。因此，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中国死刑存在的法文化价值具有一定意义。     

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中国法治传统缺失的神文化根源探究

关于神的思考是人类思想的源头,是理性思维的萌芽,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神文化的总特点是"半神文化",具体表现为神祖共祭、人神合一、天人合一和高度泛化等。这些特点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法制层面,形成了"礼法"传统,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属,法治缺少动力,而人治垄断;同时,也造成了法律本身构造的残缺,处于一种病态之中。通过对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进行探察,能够使我们在认识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特点和进路方面获得诸多启示。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以司法文化的重建为中心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导致了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构成司法文化的核心要素的解构、颠覆与重建。法的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三个基本维度获得全方位生长,从而重建了法的概念。后现代解构了作为司法文化基础的事实,明确了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二元分立,并引发了司法过程中事实探知绝对化的转向。司法独立命题也被质疑和重新解读,促使我们思考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思潮推动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的解构与重建,将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底蕴——以传统中国的民本、公正、平等、人道理念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必须传承的文化资源。在民本、公正、平等、人道等法律价值理论上,中国先哲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优秀基因。习近平有关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如何汲取历史经验指明了方向。     

从老子道法思想探寻民间法律资源的合理性

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对中国法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道家对古代法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法价值取向,其道法自然的本体论衍生出万物遵循自然法则的阴阳和合思想,在治国方法论上则表现为无为而治的怀柔政策,这就为中国古代法律多元化结构创造了发展空间,为各种民间法律资源的生存与适用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传统“法治”文化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权大于法"、"以法治民"等人治性内容,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然而,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含有一些精华性因素,又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做好全社会的现代法治启蒙工作,克服传统"法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吸取和利用传统"法治"观念中某些体现法治精神和原则的有用资源,促进当代中国公众法律认同建设。     

从源起到终极: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

从法治观念的源起到法治实践的终极价值旨向,人类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自由理想的支撑。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依赖于四个基本要素:人的自由精神、法律、自由权利和人类的终极理想。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人的自由精神是其产生的动力之源,法律通过制度形式确认人的自由理想,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以法律为载体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在终极意义上法治追求人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在法治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既是法治的元价值,也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其他价值从属于自由价值。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