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崛起、确立和发展,把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更高发展阶段,而且从整个中国史学的演进来考察,也标志着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奠基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创新精神,学术界有将它们视为“战时史学”（即战时政治的附属物）的看法,值得商榷。展望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更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并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是与 2 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凸现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注重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革命 ,并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 ,成为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现实社会运动的激荡下 ,顺应着史学发展的方向 ,肩负起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因而迅速崛起并成为史坛主潮。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范式

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也有着不同的规定性与指向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要求是将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转变到关注理论本身的大众诉求,进而满足大众诉求,获得社会主体的认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范式为大众诉求-主体认同.     

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范式转换视角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视,本科教学改革陷入范式困境。传统的行政管理、教学、教学评价三种范式造成对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常规性制约,这种制约的积累产生共谋与弱者的反抗等非预期反常,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改革危机。通过转换范式,突破范式制约,消解反常和危机,是实现本科教学改革的基本路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自2006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理论的自我反思和再创造的阶段。它的理论反思和再创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检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困境;二是探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三是思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前景。这些反思启示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综合的方法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在传统和现实中思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建构,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建构中国人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以促进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成为"文革"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出版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期刊,培养了一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面对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 ,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问题、文化哲学传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现代性问题”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梳理与研究 ,并就如何看待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较早引进西洋史学,并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和贯通,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较早将中国史学史看成专史,对于其渊源、分期等多有探讨,是中国史学史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之四

聚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可用两面镜透视,一方面是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科学评价、对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的全面阐述、对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突破性研究;另一方面是怀疑理论的科学体系、动摇理论的指导地位、割裂理论的相承关系、歪曲理论的现实意义。全面分析这一现状,对于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至关重要。     

论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史学应该发挥以下价值和功能:第一,引导人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第二,为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基础;第三,促使人们增强民族认同感;第四,凝聚人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五,推动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充分发挥史学应有价值将有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研究对象主要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所坚持和发展的理论创新方法、原则、路径、标准、信念、价值观等概念和范畴。理论创新范式具有科学性与革命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脉相承与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性。理论创新范式的历史形态可以从理论创新主题转换、主体思维状态、问题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视角进行梳理和分类研究。     

清理与前瞻: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

范式作为总体性、根本性、指导性的规范与方式,通过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约定遵循的基本的研究理路,推动着一个学科的规范化、常规化、科学化发展。清理国内学术界尚处于初始阶段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并前瞻从这一研究路向出发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以主题定位、历史境遇、生存体认、基本方法、理念提升、立体动态、目标旨向等构成的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符号学视野中的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 --也谈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异同

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可以纳入符号学的研究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们在符号以及符号形式、结构、功能、语法和接受等方面都有异同。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的语法模式分别属于转喻模式和隐喻模式。影视史学的出现,也必然会引发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史学功能的转向与史学勃兴

史学的取鉴资治和教化育人两大功能是针对社会成员的群体和他的个体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提出来的。从具体的史学实践看,为个体服务的史学相对于为群体服务的史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当代群体对史学需求不断削减而个体对史学需求又不断增加的社会里,史学勃兴的惟一出路是必须在服务对象上完成由以群体为主到以个体为主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光靠表达方式的通俗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从"人"出发解释历史而不是从"物"出发解释历史,即完成历史思想的人性化。     

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

世纪之交,展望未来,不少史家强调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有学者认为建立严谨、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是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众人所关注的理论既包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对过去的系统阐释,也兼指史学理论——对研究过程的系统概括。的确,治史者不仅要沉潜书山,钻研具体问题,还要更上一层楼,善于归纳总结一般性判断,构建对“过去”的理论诠释。这一工作并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长艰辛,但对中国史学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实现了理论的中国化。这一过程的前提在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把握中国人权实际,围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人权这一主题,立足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建设基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历史学有科学与艺术两重性,而我们一直仅以科学范式研究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史学,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传统史学的几个重要理念都可以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尚简”观念呈现了艺术观念对史学的结构性入侵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史意”不仅是“意义”是“意味”,不是指可以陈说出来“史学理论或历史观”,而属于无法言说的默会知识;“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分类也不是体例之分,而是体类之分,而且可以与“艺术科学”对译。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史学研究质量论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研究的规模和成果的数量都是空前的.但如果仔细审视这种发展现状,不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原因在于史学的研究质量还有改进的余地.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史学若想与时代同步,必须改变研究现状,在提高自己的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以学术研究质量的最优化来获得社会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