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建构

民生是中国独有的概念,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保障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用自主构建的民生保障制度作为中观概念,上连社会建设,下连“民生七有”相应的制度和实践领域,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得以全面贯通。“家国一体”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可以进一步从家国同心来理解民生保障的目标、从家国担当来理解民生保障的原则、从家国温情来理解民生保障的管理及服务。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人民性渗透于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具有很强的凝聚作用,决定了其独特的价值。     

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它的重要标志(或称法治原则)主要有十项: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前五项是指有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后五项是指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近期内采取若干可以影响全局的关键性措施和步骤,如制定立法法、监督法,批准人权“两公约”,制定行政程序法以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理,等等,从而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加速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进程。     

法治国转型下的法律体系化建设

树立良法之治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通过在立法目标、权力结构、共识机制和知识积累等方面探究当前法律规范缺乏体系化的原因,归结其实质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偏异和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偏异,由此导致法律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缺失,不利于法治国的转型.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需要朝着面向社会整合、面向司法和面向问题这三个向度展开.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法学教育作为传播和交流治国之道的科学活动 ,承担着法治建设中的神圣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成为中国成功实现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之一在于司法改革 ,而与司法改革相配套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选择应当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法律 ,形成真正充实、统一的法学教育。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整体主义视角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耕地保护法治建设

基于整体主义视角，提出中国耕地保护法治建设应遵循中央关于耕地保护的政策变迁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导思想，实现从“碎片化法治”向“整体性法治”、从“概念冲突模糊”向“概念统一明确”、从“单一加强执法力度”向“综合反应耕地功能”、从“强化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向“注重多元主体共责”、从“完善静态实体性规范”向“强化动态程序性规范”的思路转变，立足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常态化，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重塑耕地保护法治理念，推动耕地保护立法系统化、综合化。2022年9月公布的《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耕地保护从“零散立法”向“整体性立法”转变迈出了代表性一步。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以程度不同的人民主权为前提，强调依法治国、崇尚法律至上、严格法定和分权制衡；人治的实质是各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崇尚贤主治政、务德不务法，容忍以言代法、因人废法、权力集中、个人专断。人治在古代社会以及社会变迁剧烈的非常时期有其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愈来愈显示其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国家所普遍认同。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欧美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主“人治”，法家倡“法…     

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从人权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和其他合法精神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法治之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宪政基础，也是人权司法保障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但是，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理论及立法上的欠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精神损害适用范围狭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不同，造成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空白尚未填补等，还需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以顺应充分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浅论“善法”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已深入人心,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纵观我们亲历的法治实践,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片面认为,只要以法治理国家就实现了依法治国。部分地区搞的以法治省、治县、治乡工程甚至制定了一些违反法律、搞地方保护的侵权之法,与倡导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走入法治的误区。因此,法治建设工程中,“有法可依”“普遍服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所“依据”“服从”之法的“良”“善”是法治又一关键环节,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可以说现代法治必须是“善”法法治,九届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善…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The Dynamics from the Ideal to the Reality─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国人民的法治理想具有人权、自由和社会正义等内在价值,其突出表现是“人民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守法”;中国人民对法治的要求有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现实原因。中国的法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法治建设应该而且事实上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法治与社会之间有着动态的联系;中国社会中有助于法治发展的相关部分正在逐步发展。法制是实现法治的途径。尽管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中国在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都正在朝向法治社会发展。中国的法治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有限制”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中国人权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对国家公权的制约，它是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内容。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进步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制度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目前的人权保障制度正日益完善，中国实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本文通过对沉默权的论述，结合我国具体的司法实际，阐述了在我国设立有限制沉默权对于构建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意义。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人权法视野下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中国经验与发展前瞻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向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扩展的制度发展过程,既有回应人权司法保障一般标准的性质,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刑事司法通过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师等制度,为贫弱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是确保其平等实现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还面临着资源短缺、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力量,把握当前司法改革机遇,结合制度倡导、区域经验分享、科技创新等途径积极完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面临立法质量不高、法律实施机制不完善、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困扰、公民及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方面的困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依法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法治的权威与尊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