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先应有事实才能作评论--从钱锺书"拒赴国宴"一事谈起

以前读历史,常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倒不是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而是过于虚无飘渺,不是有悖常理,就是找不到任何其他证据.不过也真佩服一些历史评论家,居然能对那些毫无根据的"史实"大发议论,写出一篇篇的论文.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试论儒家的"教人以文"

儒家文化被置于美奂美轮的形式与程式中,形成悠久的文化传统.儒学将文化性、教养性基因植入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身体与思想,铸就了中国士大夫特有的东方气质.说儒家的"教人以文"是为华夏民族建立的大功大德并不为过.     

"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汉代文献开始出现"重译"记录.汉儒理想政治表述包括对武丁时代和周公时代"重译"现象的追忆."重译"传说是儒家学人渲染先古圣王政治功绩的重要节目.而汉儒艳称"重译"事,自有当时外交形势、民族关系、国家意识的背景.汉史亦有"重译"现象,可见"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的说法."重译"又有"重三译"、"重九译"的强化形式.被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因九译言语乃通".汉代碑刻文字出现少数民族"重译乞降"语,也反映"重译"之说使用的普遍.<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传·莋都夷>记载白狼王唐菆等所作歌诗,李贤注以为"重译"实例.史籍保留有"夷言"与"华言"的对照,或可看作"重译"的文字标本.汉代文字资料中"重译"的频繁出现,体现"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成熟和普及.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

<史记>记述,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终于败降;宋义救赵,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向刘邦投降.秦史中三个重要事件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历史记录,似乎并非巧合.考察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可以发现颇多疑点.联系以秦地为背景的传说中也有"四十六日"情节,可以推知<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是盛衰转换的过程,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

本文作者介绍其旧藏的一幅采绘本袁崇焕画像，并及历代记录有关为袁崇焕造像事。此文的后一部分，是引用康熙刻本屈大均《翁山文钞》卷十所载《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引发出王氏初为袁崇焕幕僚，袁氏卒后尝为其辩诬。后将袁氏疏稿及其幕僚程本直《矶声记》、余大成《剖肝录》等文稿传交给屈大均，使后世知袁氏之忠。清道光间伍崇曜刊本《袁督师事迹》所收袁氏疏稿及程、余二文，可能是出自屈大均传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成就及经验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带动全党认真进行农村调查。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与农村力量进行了衔接、拒斥、磨合等极其复杂的互动,这对于中共顺利打开工作局面,成功改造中国农村社会有着重大作用。本文以记载当时的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党的文献、私人著述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为资料来源,搜集整理党在延安时期各根据地的社会调查资料,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农村工作提供一个鲜活的参考。     

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

上海图书馆保存一件有日本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愿文写经,这就是在日本被称为"五月一日经"的写经。这件写经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杨守敬自日本携回文书,而是光绪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之间建赮自日本购回的珍贵经卷。光明皇后自天平八年(736年)开始推进历时二十年的写经事业,并在国内广泛收集私人、寺院等公私收藏的佛经论律,乃至各种章疏,不论是否见于《开元释教录》著录,都借来抄写,从而建立起了本于唐朝《开元释教录》的日本奈良佛教一切经。这些海外古文书和史籍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及开拓利用海外史料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释“传说”——兼探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

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保留了一些关于上古结绳记事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分析可知 ,在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中 ,有专人负责结绳和记忆结绳中所记之内容 ,并将其不断地“传说”给他人 ;在该记忆者年老之后 ,还必须将自己所管理的结绳和结绳中所记录的内容“传说”给自己的继任人。这应是“传说”一词的原始义。这样的“传说”不仅并非“无可征信的传闻” ,而且还应具有“信史”的意义。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屯门地名考

屯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地方,在唐代到清代香港古代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有学者主张古代屯门所指乃今日深圳的南头,并非香港的屯门。其实细考历史文献,证之于有关地域的地理特征,可以确证古代的屯门即今日香港的屯门。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从史书编撰看萧梁史学的创新发展

史书的编撰是史学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萧梁史学独具特色,史书的编纂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之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的作用。     

美国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探析

自少年法院创设伊始,美国少年司法长期秉承保密性原则而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污名化后果。然而,随着各州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呈松动趋势,部分原先严格保密并限制公布于众的前科记录,除了可向执法及司法部门开放外,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被害人、学校及媒体开放。与此同时,依移送法律而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未成年人,其先前少年法院记录亦可作为后者加重刑罚的考量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