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自然人性论的回归与张扬——王弼性情观初论

本体论思维方法是在王弼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方法。在《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中，王弼有意地运用这一学术方法，来重新思考人类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性其情”学说；进而，他以此为前提，倡言“圣人有情”说；使圣人从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人的姿态展示于世人面前。     

从王弼的学术成就看繁荣哲学的道路

魏晋时期哲学家王弼是中国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王弼对《老子》、《周易》、《论语》等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 ,造诣很深 ,著述颇丰 ,成就卓著。探讨王弼的学术生涯、治学风格、思想方法和理论成就 ,对于繁荣我国当代哲学 ,实现哲学现代化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南齐书》标点一误

《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曰:“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见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其中“《系》说无注”,应为“《系》、《说》无注”。《系》即指《系辞》,《说》即指《说卦传》。我们知道,王弼注《易》较《老子注》简略,而且对《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没有注释,后来,韩康伯续注。现今流传的《周易注》就是王弼注和韩康伯的续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又在“韩康伯注”下说:“王辅嗣     

《周易》古文本脞说

文章考证了汉代费直之《易》为古文本的传说,认为郑玄、王弼等汉魏学者传自费直之《易》都明显烙有今古文相间的印记,不是纯粹的古文本《周易》。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索古文本的《周易》,但都因确认费直《周易》为古文本,而使真正的古文本《周易》始终滞留在有无之间。近年来随着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的面世,为今天复原出一部比较接近古文本的《周易》提供了可能,从而为研究早期《周易》文本的形成提供了详实的文献依据。     

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教化与自化在王弼《老子注》中的展开

王弼 《老子注》一向被视为是对 《老子》思想最具哲学意味的阐发,其贡献在于将《老子》的思想以更为概念化、理论化的方式呈现。从 《老子》关于教化与自化的论述出发,展示王弼注如何将此论述收摄到他所提出的 “无”的概念及 “以无为本”的命题之下,以及王弼如何通过“有形”“无形”之辨的论述来撑起他要建构的新的理论言说系统。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老子注》与《周易注》——王弼哲学思想管窥

王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两部著作中,尽管从内容看后者的成书明显晚于前者,但它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前者主要从较高层次的本体立论,偏重讲"无",但是由于立论过于宏观,对"无"在具体人事上的价值并没讲清楚。后者虽然立足现象层次,阐发各种具体情景中所蕴涵的必然之理,偏重于讲"有"。正是由于对"有"的重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在具体人事中的意义。     

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

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纳为"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而这两点都属于王弼的政治哲学。"崇本息末"突出了对政治治理本身的批判,它为政治治理划定界限;而"崇本举末"是王弼政治哲学的应用,是方法论。王弼的这一诠释基于《老子》文本本身的两种可能诠释方向,王弼《注》十分清晰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两方面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