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古典主义的建设与坚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论争的学术史意义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思想的理论论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二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在对文学革命的批判和修正的论争中,学衡派成员提出了自己对于建设新文学的古典主义的主张。通过学衡派的传承与辐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对后世京派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一道独特的古典主义文学风景,共同参与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学衡派人文主义教育观念及实践初探

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衡派的教育观念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对道德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主张沟通东西方道德精髓,融会贯通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其教育实践主要表现为通识、通才教育,“博雅之士”即通识和通才之人,是学衡派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学衡派的理论基础是从西方输入的,他们也主张学习西方从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只是在具体观点和逻辑思路上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派是新文化派的反对派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质上是西方保守主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形态.对语言的误解使学衡派坚守文言文,并最终使他们的现代思想显示出古代性.事实上,学衡派与顽固派有本质的区别,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品格.     

西学引入与文化抉择——论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对外国文学的引介

在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中,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都引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处于文化弱势的学衡派在引介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但是对其呈现的引介特色未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追溯其根源。本文以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和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学衡》为研究对象,描述两份杂志引介外国文学的大致面貌,比较它们之间呈现的差异,并说明差异的产生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密切相关,而赞助力量的参与最终决定了差异格局的生成。     

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

本文对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之下的学衡派学术立场和学术动向进行了总体考察 ,指出学衡派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 ,但他们学术实践显然不囿于此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研究范式上 ,也接受了分科研究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 ;同时 ,他们努力传播西学 ,是一些现代学术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切都表明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贡献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文字、文学与文化──学衡派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互相关联和衔接的三个环节构成：语言文字的改革、文学革命（新文学运动）、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变革。虽然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中新文化派还缺乏方法的自觉，但回思整个历程。新文化运动确是循着文字──文学──文化的进路前进的。整个运动被新文化派目为"中国文艺复兴"（胡适语）．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必经的阶段。学衡派作为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对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取向持否定态度。它对新文化派的批评也围绕着文字、文学、文化进行．与新文化运动相始终。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案

本文对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案进行了叙述和评论 ,学衡派文化运思方案的根本原则是以道德为指归 ,通过汇通中西文化中道德文化的精华来熔铸新文化 ,进而拯救中西现世文化。他们的这一方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悬隔 ,以至于遭人诟病乃至遗忘。     

七月派创作和鲁迅传统

作为五四文学传统核心部分的鲁迅传统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的忠诚的继承和发扬。七月派作家们在创作中表现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关注、对民众潜力的挖掘的取向,都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文学传统和精神、脉搏紧密呼应着。     

学衡派诗学的形成、重构与融合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会通视野中,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而开拓旧体诗学新天地。从共时性来看,学衡派诗学的诗歌语言观、形式观、文学发展观、批评文体观是在五四新旧文学论争中形成并不断修正的。就历时性而言,学衡派诗学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诗界革命"的开拓、对"同光体"的新探以及对现代词学建构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新旧过渡时期中国诗学转型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性。虽然学衡派内部因各自诗学渊源、旨趣及个人际遇的差异,在宗唐与宗宋、趋新与改良、诗史互证与审美批评上存有分歧,但依旧在分歧中走向融合,折射出学衡派诗学的复杂与多元面貌。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人生派”文学的历史沉浮与当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以往论为人生文学,只关注五四这一块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都有强劲表现,且不断趋于成熟,显示其无可漠视的价值。由于人生派文学是接受欧洲文学思潮形成的,关注人、关注人生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所以人生派文学还有更拓展的内涵。它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注重社会性的人生派,带有显著时代民族特色和较强社会功利色彩;另一种是主张浑然的人生的艺术,有较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从宽泛意义上讲,京派文学也可纳入泛称的人生派。人生派文学已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因其与艺术派、阶级文学的对立,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它既有顺利发展的幸遇,也有曲折前行的历程,甚至还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检视其历史遭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有效继承这个传统的经验是不无益处的。在当下文学由于过重私人化写作而使文学的接受形势变得日益严峻的时候,从文学关注人生、人生也关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为必要。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的文化观

学衡派的文化观借用其发刊词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前者主张极力发扬中国传统的宗教、道德精神,宣传人伦、孔子学说、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等;"新知"主要指印度佛教、希腊苏格拉底学说和犹太耶稣教.学衡派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中西文化的精髓部分会通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文明精魂.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赵树理与"京派"文人比较谈

一、从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说起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新文学的源流,同年由人文书店将演讲稿整理出版,即《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系统地建立了他反对载道主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标举的是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且不谈这位京派文学健将主张的偏颇之处,他的这番论述显然是从历史的考察中为京派文学寻找源渊凭藉。     

学衡派群体的主导价值观

学衡派学术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文章多是直指新文化派的领军人物和观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学衡派的言行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们的思想中有着即使没有新文化派也会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主导价值观: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保留国性。他们主张尊重经验理性,尊重历史传统,与时俱进,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