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成书时间考

《大同书》是康有力阐述理想大同社会的著作。它最早于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直至1935年才由其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因而有人怀疑康氏自叙其“于清光绪十年,本礼运之旨,著《大同书》”是“倒填岁月”,认为《大同书》是在1901～1902年间撰写而成的;还有人论证它起稿于1892年以后。但笔者认为康有为在1884年极有可能已构思动笔,且最迟已于1891年撰写《大同书》,大概当时康氏的“大同”学说尚未成熟,故直至1902年才完成初稿。下面笔者引用史料说明。史料一:“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于学海堂,……越三年”,“共请康…     

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大同社会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思想虽是鸟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康有为诗中爱国主义思想简论

<正> 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瓜分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炎),法南膦,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①“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诸国成来,并思一离。”②于是号召人民起来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他认为,“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③其言词表现了昂扬的爱国精神。尽管他所领导的这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后来失败了,康有为因政变失败又被迫流亡国外,但他挽救祖国危亡的热切愿望,他深厚的爱国感情     

佛教神秘主义:《大同书》的逻辑起点

<正> 《大同书》自问世起,无疑已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近代乌托邦思想集大成之著作.其中令人五色神迷的庞杂思想内容,使以后的史学家们在这如汪洋一片的思想之海中彷徨而经常处于褒贬不一和莫衷一是的两难境地.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梁启超就评价《大同书》中的思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大同书》中那呼唤如朝日喷涌而出的新世界的磅礴锐气,其幻想的闪电,确曾划破了旧思想界的沉沉夜空,而也就在这思想的闪电中,亦透露出康有为对旧有观念的绵绵哀思.《大同书》具有无畏的幻想和清醒的现实观相融合的特色,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是较难把握住其中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主线的.在研究《大同书》时,如果我们摆脱对《大同书》表层语义的诠释,而窥探其内在的深层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大同书》除了改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一、大同思想和《大同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最早形成于1884年。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作为知识分子,他急切地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青年时代游历香港的见闻,让他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点。戊戌之前，梁启超以变法的宣传家而著称，为鼓吹变革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还未突破康有为认识的局限。他主张自主人格，但和康有为一样，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之身；他...     

康有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指向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既是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先驱,又是反对革命、拥君复辟的主将,晚年的康有为,早已被时人视为保守落伍,但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书》却表达了一个富于批判性的激进的社会理想。这些矛盾纠结,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统贯性说明的难度。本文拟从康有为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潮三大主流的关系入手,去分析康有为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特色、亦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一生思想变动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称他是“流质易变”;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则斥其为“首鼠两端”、“蝙蝠小人”;至于后来的史家,则既有人贬之为阴险狡诈、“风派人物”,也有人称赞他是顺应时势的爱国名家。但综观各家的议论,其核心问题无外乎这样三个:即“流质易变”的原因;“流质易变”中不变之因素;“流质易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开拓新的议论话题,只是想在这三个老问题上下点功夫,以求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梁启超。     

趣味:梁启超对人生的美学设计——论梁启超后期的趣味理论

一、趣味是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的核心1918年,梁启超第三次宣布放弃政治活动。此后10年,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这一时期,梁启超推出兼含哲学本体、伦理构想、美学境界三层蕴意的“趣味”理论,构成了梁启超后期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思想核心。艺术情感论亦是梁启超后期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主体,然而,趣味理想的实现却是梁启超注重艺术和艺术情感的内在必然动因;情感教育只是桥梁,趣味才是梁启超所内往达到的彼岸世界。梁启超明确宣称:“纯然趣味艺术化的生活,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趣味化艺术化的人生境界的实现。     

梁启超文化哲学摭论

有关梁启超的文化学说的研究,较多集中于他的文化史、中西文化细致比较层面,这方面他的贡献无疑是重大的,有许多甚至是拓荒的工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对文化现象的形上思考。考察其文化哲学将有助于认识他的生活历程、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倾向。 “流质易变”(康有为语),“首鼠两端”(革命党人语),“务广而荒”,“太无成见”(自语),这就是梁启超的规定性,考其一生,政治思想一改再改,政坛活动翻云覆雨,著作繁杂且存抵牾。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