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式批评：反击与反思

自2006年以来,德国一个原本不甚出名的汉学家顾彬,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他出言不逊,把中国当代文学贬得一文不值。顾彬的批评直接、犀利、不留情面,引起了＂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不仅对顾彬的观点进行了直接的反驳,还掀起了重估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价值的思潮,决意要证明：中国当代文学非但不是＂垃圾＂,而且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

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中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民主社会主义"之争关切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十七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明确了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读书》杂志更换主编事件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十年来思想界变迁引起各方关注;文艺学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随着钱中文的长文而告一段落,同时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30年的总结和反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汉学家顾彬2007年再次发难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学对话与交流仍显隔膜;以邓晓芒为焦点的"亲亲互隐"之争则突显了现代学术语境中传统学术资源的再评价问题。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庄存与同宋学关系考实——以《四书说》为中心

受晚清学术视野的影响,庄存与的公羊学向来受到普遍关注,却无形中遮蔽了对其学术其他面向的考察。对于这位对六经和四书皆有解读的经师而言,乾隆朝汉宋相争大背景下他对宋学的态度,更彰显他与周遭时代的离合异同,也更能体现他的学术思考与追求。实际上,庄存与除了在其持躬润身方面多以宋学为宗外,在更广大的学术关怀上面,如无论是天道、伦理观上,还是政治、历史观上,皆对宋学持有尖锐的批评立场,与其时代众多汉学家"经学尊周孔,立身法程朱"的主张并不相悖,充分说明以往将庄存与看作乾嘉汉学对立面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     

从东方学到汉学——艾约瑟的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18世纪末近代东方学的兴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学者们不仅将已知的各种语言划分为语系,同时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早期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起步中的汉学界也尝试用比较的方法梳理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进而推断上古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历史。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承接了近代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生前身后,艾约瑟受到学界种种批评,但其将汉语乃至汉文化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进行探索,至今依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     

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杂剧“三国戏”的跨文化阐释

此文以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的译著《战争、背叛和结拜兄弟：早期的三国戏剧》为研究对象，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视角考察学者型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学者型译者行为表现在翻译内求文本意义与风格之真，翻译外务西方汉学教学与研究之实。译文保留了大量中国元素，并通过文外注释进行深度描写；译者具有比较的学术视野、注重翻译底本的考证，从他者的视角体认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了解中国戏曲语言和文化的历时变化。译者内外行为的结合有利于杂剧“三国戏”剧本的跨文化阐释，为时下讲好中国戏曲故事提供了有利借鉴。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从“Confucian”到“Ru”:论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不少西方汉学家把"儒"翻译成"Ru",代替了传统的"Confucian"。这一术语使用的变化体现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抛弃了传统的哲学视角,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对上古儒家思想进行分析之后,儒家哲学内部的差异性成为当前汉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尽管西方学者们在"Ru"的内涵和定义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是对于儒家内部多样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而这一翻译术语的变化在改变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的同时,也陷入了"孔子思想不可知论"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给海外儒学研究带来了交流上的困难。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