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 ～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GIS、Geo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 ～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ArcGIS地统计分析在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2006年甘肃省各县级行政单元人口及面积数据,通过GIS技术提取县级行政中心的几何中心,通过地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甘肃省县级行政单元人口密度表面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相关与变异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2006年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极度不均衡,为高狭峰分布;在东西方向上,自东向西人口密度增加,在南北方向上,拟合曲线呈倒U型,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南北低,中部高;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具有圈层结构,在人口高密度区域外测,人口密度由高到低可以分成6个圈层,每一个圈层大致沿北西一南东方向延伸。     

2000—2010年甘肃人口分布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为研究区域,以2000、2005、2010年的县级常住人口数据为依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性、人口偏移增长、人口重心迁移及不均衡指数分析甘肃近10年来人口分布特征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甘肃省人口分布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表现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特征,近10年中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逐渐增强,人口重心有向西北移动的趋势,各地区集聚人口的能力发生较大变化。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以甘肃省各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计算各县区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密度。首先应用Arc GIS软件分析老龄化人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并通过重心计算均衡点;其次应用Geo Da软件对老年人口分布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最后,从人口、经济、社会角度探索性地分析导致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老龄化现象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扇形模式,老年人口密度呈现以兰州市及周边地区为圆心的同心圆扩展模式,老龄化重心位置逐渐向兰州市靠近;老龄化空间分布具有较显著的自相关性;老龄化空间分布差异与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中国人口分布问题

一、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主要特点 中国有10亿人口,主要偏集在东南近海各省,例如东南近海11个省、市(包括台湾省)面积只占全国的13.3％,而人口却占全国的40％以上。中国北部的13个省(区)、市(东北、华北、西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而人口只占27％,其余南方17个省、市、区,面积只占全国的40％,而人口占73％以上。如果从黑龙江省漠河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线以东的面积约占全国的50％,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90％以上,线以西面积约占50％,而人口所占比重却不到10％。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形态模拟与预测--基于“五普”和“六普”的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是否有分布和统计规律”的研究议题非常鲜见。通过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县尺度数据模拟出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的概率分布函数,并进行概率分布预测,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统计特征。主要结论有：模拟显示,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形态;以2000年分县尺度数据的前向（未来）预测检验和2010年数据的后向（过去）预测检验发现,“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两个条件能很好地模拟未来人口密度的分布规律;以2010年分县尺度为基础预测了2020－2100年的中国人口密度概率分布特征和趋势,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分布极化特征将持续加大,例如2050年,无人区（小于1人／平方公里）的县域比例将从当前的1.02％（29个）增加到4.49％（128个）,超高密集区（大于30000人／平方公里）的区县比例将从0.11％（3个）增加到3.93％（112个）。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红利”与“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增进民生福祉,破解“胡焕庸线魔咒”提供了可能,但较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基于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从市级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并分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特点,呈现“高值向东南集聚、低值向西北集聚”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民生福祉皆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呈两极分化格局,胡焕庸线仍是两者的重要空间分界线;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沿海城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靠近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发挥出“数字红利”的普惠作用;该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显著高于西北侧城市,但两侧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区域“鸿沟”在缩小,“胡焕庸线魔咒”有望破解。此外,研究还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提升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以增进区域民生福祉均...     

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评价

本文构建了人口潜力指数,运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级和县级人口数据及相应的自然和会经济指标对我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城镇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及各省的动态人口分布合理性进行了评价.认为我国人口分布基本合理,人口潜力最大的省区有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省市以及东北和西北部分省市.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定义与内涵出发,选取流出人口比重、城镇化率、0¹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四个指标,采用综合测评法从县域尺度对中国1 99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4.22、23.45,呈现时间上的动态大幅上升趋势,高值区主要为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以及黑—蒙北部,低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附近、滇—藏南部以及川西地区;200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四个指标,采用综合测评法从县域尺度对中国1 99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指数均值分别为14.22、23.45,呈现时间上的动态大幅上升趋势,高值区主要为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以及黑—蒙北部,低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附近、滇—藏南部以及川西地区;2000²010年1 892个县(市、旗)农村人口空心化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103个县(市、旗)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所改善。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西—东、南—北加剧的空间格局,南北向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差异大于东西向。2000年、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全局Moran’s I分别为0.615 2、0.616 5,存在全局空间强自相关特征,空间集聚趋势有所加强,区域差异正逐步拉大。高—高型集聚区域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川渝地区、皖豫交接区域扩展,北部高—高型集聚趋缓,不同聚类区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内部异质性有所加强。地方政府应从当地实际出发,在就业扶持、信贷支持、宅基地使用、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等方面多管齐下,破解农村人口空心化困局。     

中国城市人口收缩空间结构的动态特征及其成因

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度探索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动因,以期为将来国家发展政策制定、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人口均衡分布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人口收缩形势越来越严峻,呈现出人口收缩范围日益增大,人口增长范围日益缩小、逐渐集中的两极分化特征;(2)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人口集聚明显弱于中国东南部,城市人口密度重心从孝感市逐渐南移至武汉市中部,人口收缩重心由湖北襄阳市北移到了河北邢台市,且沿“胡焕庸线”两侧形成了带状收缩结构。(3)形成了带状为主、点状为辅、面状固定的收缩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型带状收缩结构逐渐转变为“X”型收缩结构;且东北地区点状收缩结构逐渐演变为面状收缩结构。(4)城市经济、行政地位、人口迁徙、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环境、公共建设投入、公共资源配置和城市管理服务水平等因素都是中国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动因。     

长三角都市区人口集疏过程及其空间格局变化

基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4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人口密度等人口分布研究指标,分析了长三角都市区人口分布态势和地域格局;利用人口增减变化和人口商度等指标探讨了近30年来长三角都市区的人口增减变化和空间集疏情况。研究表明：（1）长三角都市区在保持较为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上海市及主要大城市核心主导作用日益突出;（2）人口显著增加地区日益增多,人口减少地区逐步减少;（3）以人口强流入为主的人口空间集聚过程日趋激烈;（4）区域发展梯度和经济发展差异已成为人口空间集疏变化的主要诱因和拉力．城市化则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老年人口分布研究

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十三个师所属团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年龄分布、性别分布和地域分布。兵团团场2010年老年人口总数为18.3万人,占团场总人口的10.4%,性别比为113.3,年龄中位数为72.1岁。兵团团场的人口年龄结构属于老年型,老年人口比重、老少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北疆团场比南疆和东疆团场高。虽然单位土地面积上老年人口的分布不均衡,但是,单位耕地面积上老年人口的分布是均衡的。兵团团场老年人口密度为2.7人/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和17.6人/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人口老龄化对北疆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和养老保障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对兵团承担屯垦戍边及保障新疆长治久安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测量与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新疆两个主要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为例,分析了民族口人空间分布的全局和局部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新疆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都有较强的空间内聚性;两个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总体呈现互补状态,各有人口密集地区;比邻聚居、成片联结的区位形态都较明显。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集中程度高于汉族人口。汉族人口的聚集区域面积相对小而分散。了解和认识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的甘肃省适度人口及人口再分布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促进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再分布。文章在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分析了甘肃省人口数量变化和空间布局特征．并利用P-E—R模型计算了重点开发区适度人口容量,进一步提出了人口再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金川区、嘉峪关市、兰州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强,适度人口容量大,而永登、榆中等9个县（区）的人口容量偏小,最后得出发展绿洲城镇、兰州都市圈、天水一陇南和陇东四大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再分布格局。     

基于中国人口实践的制度人口学研究内容探析

制度人口学主要是从制度变革视角探讨人口行为方式．研究制度对人口行为的制约、调整扫引导作用。本文通过对制度人口学已有研究的综述．结合中国人口实践探讨了制度人口学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制度人口学的研究内容包含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个主要方面：从两种生产理论推演出“削度决定人口”的命题。由此得出两种生产理论是制度人口学研究的理论源泉和指导思想：两种生产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是制度人口学的基本理论：具体人口制度研究除了人口生育制度之外,笔者还将人口死亡制度、人口流迁制度、人口教育制度、人口就业制度、人口保障制度及人口文化制度等纳入了人口制度研究的范畴。     

非洲的人口动态与分布

非洲的人口动态长期以来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的人口动态由高出生高死亡模式向高出生中死亡模式转变．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种过去危害最严重的急性传染病基本上得到有效控制的结果。正是死亡率的下降和持续的高出生率导致非洲人口迅速增长。在非洲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人口分布是极不平衡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变化与经济因素的人口定期迁移是密切相关的,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这种独特的迁移模式均与经济活动和生产方式直接相关。     

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存量现状、各省时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净迁移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等与人均GDP的关系。使用了横截面回归和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面板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其一,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发挥着重要效应,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提高人均GDP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个基本分界点：其二,区域间存在较大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差异,有10个省市人力资本利用效率较高．其中90％集中在东部地带。其三。人口迁移对人均GDP即经济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性影响。文章呼吁重视9年义务教育、鼓励人口自由迁移和充分把握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我国人口迁移大势和胡焕庸线思考

本文对2005－201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流量作了两种推算：一是根据“六普”资料直接推算,二是按地区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长量的方法间接推算,发现两种推算结果有较大出入。推算结果还显示：5岁以下儿童的净迁移流向正好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大势相反。笔者认为：胡焕庸线破与不破两难,主要难在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人口均衡分布之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过份追求均匀分布,只会加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不平衡。区域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的相对平衡,应着力寻求区域内平衡和跨区域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