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彻底革封建帝制的命

<正>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和失败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定论.但不能因此推论:辛亥革命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失败的.我认为辛亥革命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彻底的、成功的,就是推翻了中国历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对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丰功伟绩,史学界历来估价不算高.原因是:作为反帝反封的革命,它是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是大前提.辛亥革     

辛亥时期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内在转换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志士的民族主义完成了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内在转换。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换,是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在反满与反清、反专制上的内在一致性,驱除鞑虏的短期目标是反满,也有反清、反专制和追求民族平等的政治意义。之所以必须完成这种转换,是由于其内在张力,反满、反清不等于政治民主的实现,相反,可能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因此,武昌首义成功后,当革命者的角色由造反者转变为执政者、建设者的时候,以民族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诉求的五族共和也就必然成为革命者的价值理性。此后,民族平等成为国内民族关系建构的主流,民族共融成为国内族际意识的主调,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强化。五族共和奠定了多民族平等共融关系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     

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本文就五十年以来 ,大陆学者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源流 ,内涵、性质和作用 ,以及学术研究力量、成果和水准 ,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 ,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封建意识试析

在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是一个杰出的反满宣传家,他发表的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文章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震声起瞆的作用。不少知识分子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思想发生变化,由忠于清廷转变为反对清廷,由改良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狠狠地击中了君主立宪派的要害,沉重地打击了康有为在知识分子中的威信,也是他自己与君主立宪派公开划清敌我界限的鲜明标志。在此以前,章太炎常与君主立宪派来往,常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其政治态度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到1903年才坚定了他的反满立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以后参加了各阶级反满的统一战线——同盟会,并且是同盟会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他不是完全赞成同盟会纲领,他不是三民主义者,只是一个积极反满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很复杂,虽然有民主主义的倾向,但封建意识仍然很浓厚;成为他的主导思想,这与他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均有关系。本文拟从这方面试予分析。     

辛亥革命与“反满联盟”

<正>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认为:“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那么,辛亥革命为什么在“赶跑皇帝”以后,又遭到失败呢?这是史学界尚未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不幸的结局是由辛亥革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反满联盟”决定的。     

最近五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展

建国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开掘较深的领域。以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为契机,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更呈现蓬勃发展状态。延至80年代中期,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外关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革命团体、立宪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反满”问题、会党、华侨参加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等等,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986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一书,将建国以来至80年代中期30余年间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状况,作了详尽客观的总结。近年的研究状况,无疑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1986年至1990年五年间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作一综述。本文所指的辛亥革命,下限止于二次革命失败。本文所介绍的研究状况,也仅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界。文中所述不妥之处,期望同行批评指正。     

天父天兄之教与名教之争——《奉天讨胡檄》与《讨粤匪檄》比较研究

《奉天讨胡檄》与《讨粤匪檄》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檄文经典名篇,而且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二者作过专门的比较研究.其实,这两篇文献各有主义和立场,其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识,反映的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之教”与中国传统名教的不相容.天父天兄之教以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为蓝本,高举反满旗帜,使得这场对抗也是中西交冲之初晚清社会“西化”、反满与卫道、勤王之间的首次较量.其时中国的人心还在于传统和文化,西化和反满走不进中国社会,但50年后西化和反满同时并举,蔚为浪潮.世路的剧变,反映了近代社会在新陈代谢之下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列强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正> 近代中国革命的几次高潮,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列强在镇压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本质。辛亥革命期间,列强诸国不仅没有直接干涉,而且相继宣布“严守中立”,但无数事实证明,他们仍然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元凶。一、列强为何宣布“中立”列强的侵略本性决定其不会放过干涉中国革命的一切机会。然而,当机会不成熟时,又往往打出“中立”的旗帜。辛亥革命期间列强所谓的“中立”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革命党人反满不排外,列强无干涉借口。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怕得罪外国     

民主革命家马君武

马君武在世近60年,前40年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的面目记载于史册青年时期曾十分赞赏康梁变法维新.后来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赤诚地利用笔杆子宣传科学、民主、爱国思想;首先提出团结统一的反满主张,解开了"反满"历史死结,为民国的建立尽心尽力,建树了爱国爱民的崇高功德.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