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经形成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如何自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社区自治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要实现这种社会居民自治模式,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设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2)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3)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进行重组、改造;(4)加强政府在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方面的推动作用。     

规模适度: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组织基础

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有赖于适度的组织规模。当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居民自治造成自治单元规模过大,居民自治的直接性、群众性难以实现,进而降低了居民自治的效率、效能和效力。因此,寻找适度的组织规模是推进居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涌现出的院落自治、楼栋自治都是对规模适度的探索,这些探索为我们推进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指明了方向,即在推进社区自治的同时,将自治单元进一步下沉,大力培育社区以及小区等社会自组织。     

协商民主: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运转机制

长久以来,居民自治受制于原有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整体的发展相对缓慢,以行政化为导向的社区管理占据着主导地位,导致自治组织弱化、自治功能萎缩、自治制度空转。居民自治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制度的瓶颈"。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自主空间增大,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制度创新的实践增多,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以自治化为导向的社区改革,其中带有"协商民主"元素的居民自治实践最具有启发意义。追根溯源,这些实践是协商民主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居民自治遭遇困境后,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居民自治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资源。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

合肥市西市区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 ,把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基础工程来抓 ,以推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和逐步自治为中心 ,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努力推动了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的形成。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利益相关: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动力基础

城市居民有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这些利益是居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居民从国家、城市、城区、社区、小区、楼栋和邻里获得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依次递减,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程度决定了在社区以上单元适宜实施代议制;在社区可代议,也可自治;而社区以下单元最适合自治。以项目、活动、平台为载体的自治,以趣缘、业缘、奉献利益为引导的自治是比较有效的自治形式。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决定了多元化、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城市居民自治体系。居民自治取决于相关利益,自治有效性取决于利益相关性,两者的组合决定居民自治最有效的实现形式。     

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的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研究——以茂名市岭咀社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已步入"社区时代"。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区居民自治发展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制度、组织功能、公民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异化,未能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目标价值。本文在构建和谐社区视野中,通过对茂名市岭咀社区走访调查,对该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可行性探析

我国农村社区自组织是按照社区自治原则设立,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前普遍存在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低,社区自组织动力不足和自治能力不强以及社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须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而社会工作恰好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分析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探究其介入的可行性,必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的发展进程。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与管理创新,应着力推动政府转型,开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局面;探索建立层级简明、职能清晰、运行高效的城市管理服务最基层组织运行新体制;创新建设民主自治特点鲜明的新社区等方面破题,最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结构新体制。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