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古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终年75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大繁荣、政治大统一的西汉中期,当时劳苦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渐突出,封建统治者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追逐仕禄之途,他幼小“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刻苦读书。《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益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萤仲舒不仅博览先秦诸子的著作,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同时还十     

董仲舒任贤考绩思想浅析

董仲舒西汉初中期之间人,约生于汉文帝元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04年。汉景帝时,以《春秋》为博士;汉武帝初年,因对策第一,曾擢为江都相,后来又做过太中大夫和胶西相。他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使之     

商鞅法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评梁效《论商鞅》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秦国实行变法前后达廿年之久。他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根据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原则,对商鞅变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本来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自命为当代法家的“四人帮”却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肆意涂抹商鞅的历史,不准人们一分为二的研究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反对人们具体议论这些人物的阶级局限性,用以宣扬英雄史观,兜售阶级调和论,借美化古人来吹捧他们自己,为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因此,清算“四人帮”在商鞅评价中的谬论,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是十分必要的。     

“地主阶级改革派”质疑

对于鸦片战争期间出现的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史学界多称之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并就他们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渊源关系展开过争论。但笔者不敢苟同这种“地主阶级改革派”之说,现将理由阐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改革派,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并不只是中国社会嬗变之际的特有产物。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早就出现过这种政治集团。例如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都算得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领袖人物。由于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同时代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其不同的改革方式和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特点,但就一个政治     

论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这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政坛上保守派的代表。有人以朱熹“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是保守派的重要根据之一。事实上,从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来看,朱熹却是一位关心现实、有志治国、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北宋中期,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想改变宋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贫弱状况。生长在南宋的朱熹,与王安石一样,同样深刻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腐朽状况,认为“今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     

论明代初期新王朝的让步政策

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初期的政策及其实践是让步还是反攻倒算,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辩的两种观点。目前,让步政策论重新提出展开讨论,说明史学的又一禁区被冲破,百家争鸣的民主学术空气再现了。让步政策是历史和现实都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主张有“让步政策”的观点,不仅肯定了农民战争的直接作用,同时也阐明了它的间接作用;不仅揭示了地主阶级政策的本质,同时也肯定了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的。本文拟就明初政策为例,对“让步政策”产生的原因、作用和一些理论界线谈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奴隶主的代言人孔子怎样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圣人”

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一生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奔走呼号。他梦寐以求的是恢复西周初年奴隶制的黄金时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社会中的“圣人”。把他抬高、尊崇的并不是他为之服务的奴隶主,却是取代奴隶主统治的后世封建主。在他生时,穷困潦倒,不为奴隶主所重视(至多鲁哀公称他为“尼父”),到他死后的若干年却时来运转,青云直上。对于这些矛盾现象如何解释?说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当时真正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未出现,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则后世地主阶级对他尊奉的道理何在?情况虽然复杂,矛盾似难解决,但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我们研究工作,也还是能够说明的。我认为,孔子是当时奴隶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一、始终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二、他要奴隶主改变一些统治方法;三、其改良主义主张,客观上符合日后地主阶级的要求。于是封建地主阶级择其所需,把孔子塑造成封建社会的“圣人”。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对董仲舒的这段倡言,人们历来毁誉不一,分歧很大,尤其近世以来,否定者更居多数。显然,这不单纯是有关对董仲舒的评价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对儒学及以儒学为主干的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何评价的问题。因此,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功过、是非,不可不认真讨论清楚。我认为,要做正确的评价,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独尊儒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对“独尊儒术”的功过必须做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下面就来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评价。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邓析“两可之说”的辩证法思想

邓析(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子产,孔子同时。他的身世不详,一说他当过郑大夫,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的革新派人物。曾著《竹刑》,后人都认为他是法家的先行者。今传《邓析子》一书,除个别观点可能属于邓析的外,就全体而言,都属西汉人杂凑而成。 西汉刘歆在编次《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什么叫做“两可之说”、“无穷之词”呢?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从王安石变法谈法家进步作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五八八页)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法家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由于他们在同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中,提出了一条革新路线,一定程度地揭露和反对了当时最腐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很高兴有机会和广东的史学界同行们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问题.在这里,我将就中国史研究的问题发表几点意见.要正确对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史学界中,沃尔斯坦的观点很有影响.他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历史.他把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性的模式,以欧洲为核心,认为这个核心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基础,欧洲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剥削周边的国家.他的思想对美国青年学者有较大影响,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试论秦始皇平岭南开灵渠的功过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统一六国后,接着南平岭南、开凿灵渠,在岭南地区(今广东、广西)设置了郡县,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四人帮”及其同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秦始皇捧到了九天之上,给他涂上了一层层神圣的光彩,把他描绘成为各族人民的救星。在我们史学界里,对秦始皇平岭南、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土地思想初探

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一个王朝为止,围绕着土地占有关系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无数次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因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困扰了地主阶级思想家们二千年之久.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土地思想和土地政策,无论是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李觏的限田政策,或则是林勋的所谓井田制和方孝孺的复古井田制思想,到丘浚的配丁田法……等等,但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封建社会不能治愈之顽症.到了近代中国,土地问题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虽经历了一个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试图改造和修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过程,如龚自珍《农宗》中阐述的土地思想,是要借宗法制度来维护封建的剥削关系,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和组织生产,使地主阶级私有关系长期保存下去。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提出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陈炽主张像英国那样办资本主义农场和梁启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提出带有资产阶级空想特点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发展演变过程,最后以孙中山提出的较能完整体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一切主张或政策措施,只不过对地主土地占有作一些限制或者土地重新分配,或者鼓励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化,但都没有主张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故均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纲领。唯有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的宏伟业绩。毛泽东正是在这土地问题上显示出他超越前人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抓住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办法,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纲领、土地分配标准和办法,真正实现了数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望,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探索毛泽东的土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