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认同的意义框架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个体认同问题是现代社会凸现出来的重要议题,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均与此密切关联。个体认同总是在一定的意义框架下进行的,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地方性话语这三种意义框架分别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对个体认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分析各种意义框架对个体认同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建构更完善的文化系统来引导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以期实现更佳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网络集体行动中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以李天一案件为例

意见领袖在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探究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对于掌握网络集体行动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和表达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意见领袖话语的内容策略包括凸显事件主体的社会身份、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建构关联信息及挖掘独特视角等;而话语的表达策略则运用了试探、转移、道歉、批判、反思等话语方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戏谑、恶搞、嘲讽等是意见领袖常用的表达方式,而挖掘事件的社会因素、唤起人们的认同是意见领袖话语的核心策略。与现实社会中的意见领袖不同,网络中意见领袖的产生更依赖于其思想和言论的引领能力。     

社会-文化现象的过程分析研究——有关巴特的"策略与过程研究"方法的理解

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的"个人行为选择思想及过程分析"方法为现代背景下的文化分析提供了另一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巴特认为"很多社会事实不是某种自然的(或命定的)因果关系造成的,而是人们有意识、有策略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要理解社会事实的本质,需要从人的行为选择策略及其过程的分析入手,看其在选择行为的时候受到了哪些激励或限制.尽管有人批评巴特"以资本主义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生活,"把人都看成了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动物",但巴特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有助于研究和理解一个群体(或者族群或者社区)内部的生活现实.     

“艾滋病”的媒体话语表征与变迁——基于《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分析

通过对《人民日报》三十余年艾滋病报道的词频概况和变化趋势的考古式研究,试图还原中国主流媒体对艾滋病话语建构过程,研究艾滋病的媒介表征与话语变迁。研究发现,环境方面,国家体制的确认、维稳任务的执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政治意图,依次影响着艾滋病媒介话语的建构;对道德约束的强调、社会关系的巨变以及多方权力的博弈等社会情境也日益发挥着影响力。言说主体方面,话语权威从拥有知识资本的人转向拥有政治资本的人,政府官员不仅通过话语实践言说艾滋病议题,还以"走访""握手"等社会实践传达话语倾向;感染者的声音一度被遮蔽,虽然近年来有所解放,但其话语仍然是经主流框架筛选的。对象上,媒介话语曾将"外国人"当作"他者"来肃清,随后又将矛头指向"作奸犯科者",借这类"他们"与"我们"的界限划分,旨在强调"我们"是安全的;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提出,"他们"与"我们"的对垒不再森严,"感染"从"结局"转变为"经历"。     

集体记忆、道德与乡村谣言的治理隐喻——E村谣言的生成过程分析

固守一种表面话语事实真假性的判断标准并把谣言当作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的谣言观已为严肃的谣言研究所批判。事实上,谣言的生成常常指向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其集体记忆的脉络,是一种表征社会权力冲突的道德话语策略。对E村谣言的案例分析表明,谣言不仅把村民的集体记忆重新予以现实化,而且表达了村民在村治秩序危机下重建宗族道德秩序的期望,从而使谣言成为该宗族社区治理转型的社会隐喻。     

副词“也”主观性的认知解释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副词"也"的主观性获得做出了解释,认为"也"字的功能多义性是说话人对"比较"框架主观识解的结果。也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的三种句法形式,对应"也"字主观性的不同程度表现。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语气副词"也",虽然"类同"义已经淡化,但"比较"框架还在起作用,作为程序信息,它引导听话人把话语前提和现实事件进行比较,得出说话人对现实事件的评价态度。     

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以“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话语建构是迎接这一挑战的重大哲学转向和创新思路。在积极话语建构的范式下,重新界定危机是什么、从全新视角认识危机、讨论如何化危为机的“危机重构话语”理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和全新路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危机重构话语”原则与策略促成该事件化危为机、成就卓越全球传播的关键作用。另外,本文还从案例中提炼出五种面向全球的危机沟通技巧作为该理论的补充,力求在“宏观原则-中观策略-微观技巧”三个层面上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提供整体方案。     

关于运动激愤式自杀社会意义赋予的探讨——以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

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具有"运动激愤"的特征.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媒体报道、追悼会与学者评论可以说明自杀被赋予了社会意义.运用社会建构论等理论和方法可以时运动激愤式自杀行动社会意义赋予的过程、方式、话语及其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进程的关系作出说明.     

论创新行动的表征性和非表征性

创新,最初在社会学中表现为技术发明及其社会影响,后通过经济学演变成为今天流行的表征性话语.这种表征性创新话语将创新从其实践背景分离出来以表征其生产的功能、效益、影响和意义是必要的,但技术一类的东西首先是生成之物,然后才有经济和社会的突破或变革.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生成事件的奇点涌现,而使这种奇点涌现成为可能的条件是要创造各种物质连接.这种连接要求通过共生和联合关系,使自然和社会要素聚合起来.这种聚合在于一种自然-社会人工转换,最终实现某种跨背景转换,因此所谓创新行动是一种人工转换事件.这样来看待创新便构成了创新行动的非表征性话语,它表明我们决不能把创新看作是既有技术的应用,而是要面对一种包含各种人与非人要素的无缝之网.     

论底层研究与结构-制度分析及其在农民环境维权研究中的应用

由印度庶民学派开创的底层研究范式不应该单单被看作是一种"底层史观"史学研究路径或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策略,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以往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底层研究可以被作为一种非抗争政治的冲突理论视角。由北京大学学者张静倡导的结构-制度分析模式在研究农民环境维权时可以稍加改造,因为农民环境维权行为基本上是被现时的社会结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所制约和限定的。     

“行动-媒介-结构”：一种媒介社会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

Web30以降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全领域的现实,促逼学界对媒介社会的研究进路进行重新思考。将媒介社会学界定为于行动与结构互动框架下,考察媒介在社会生活各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在此定位基础上,回顾媒介社会学国内外学术史的演进和典型研究路径特征,主张从“行动-媒介-结构”视角全面建构和重新梳理媒介社会学的议题、理论、方法,并对这一路径的适当性、可行性及与当下涌现的其他路径的关系进行分析思考。     

我国城乡一体化多梯度性分析

W.A.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为我们研究城市与乡村的结构关系提供了基本方法和视角。但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发现刘易斯两分法的"理想社会类型"分类与当前社会现实相差甚远,甚至在误导我们认识这个社会。我们要立足于城乡社会发展现状,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多梯度性分析,在全国整体层面上考虑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逻辑与操作策略问题,进而提升我们认识、管理这个社会的能力。     

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

以逻辑分析和框架描述的“类型-权力”分析视角为研究工具,即“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法,分析新媒体事件的“类型箩筐”及其“话语场域”,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4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为日益频发的新媒体事件提供框架性的质性认知。分析认为,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     

叙述策略与历史重构——评《拉格泰姆时代》

当代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主要叙述策略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兼有其他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小说把虚构和事实杂糅,虚拟与历史并置,用语言结构来建构现实,不仅挑战历史话语的特权地位,也更为逼真地再现了历史真相。文本重述历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做了多方位的批评和嘲讽,面对当下,旨在未来,是一种成功的历史重构。     

大众传媒导向责任的偏差与重构——以2008-2011年主要热点事件为例

大众传媒的导向责任是其引导受众、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职责和功能。借助内容分析法对2008-2011年主要热点事件进行解读以及消费社会下对大众传媒的审视与剖析,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时代与社会对大众传媒导向责任日益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大众传媒导向责任偏差事件层出不穷。综合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现实案例分析,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状况的深层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建构大众传媒导向责任良性循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对当前大众传媒导向责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

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必要路径。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线索。新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探讨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趋向,意义重大。     

当代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与变迁——历史线索、现实境遇与建构趋向

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是研究当代巾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必要路径。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历史线索。新阶段中国党政社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演展通道，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探讨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趋向，意义重大。     

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的建构与制度创新路向

社会福利是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政策分析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福利观念因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社会福利观念反映现实福利制度安排 ,说明特定时空处境下福利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对社会福利的社会建构体现在六个方面 ,它们分别引导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创新路向。     

论话语分析中的会话分析*

话语是人们在产生、扩散、理解文本语言的过程中,用来描述某种物体所采用的口头或者书面的一种语言活动,具体包括书面文本话语、口头话语、互联网话语以及多媒体话语等。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探索话语和现实社会间的关系,以理解隐含的意义,而会话分析是话语分析中最难的一部分,主要研究口头话语的结构和语境。     

代际交往中的“ 弱势感” 建构与信任风险

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年轻人助老被讹"和"老人摔倒无人助"的事件,引发公众对道德滑坡的担忧和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热议。2006至2015年间,四大门户网站和三大主流官方网站对93例老人摔倒事件的报道显示出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增大老年群体被"污名化"的风险,突显代际信任危机。对代际间不信任现象的一种深层解释是,两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建构起有关自身的"弱势感",与对方交往所面临的信任风险被放大。这种主观弱势感的形成不仅受媒体话语的引导,更反映出中国孝道文化传统和当代福利制度等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型塑。理解并采用积极老龄化理念来建构社会政策和引导代际交往,对于提升代际信任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