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赋的庄子印痕及其人生境界

苏轼对庄子文章的别有会心,使其赋深受庄子的薰染,他在赋中运用庄子的句法、化用庄子的寓言和思想,借此构成苏赋庄痕的基本形态.在这些表现中,他对庄子寓言笔法的吸纳,使叙事言情和虚构梦境展示出奇幻的风格;他并不像庄子重自然与社会的哲理,而是在赋风、水、酒及纪游、贺岁中流露出自娱的倾向,与自我好山水的心性相一致.同时,他在赋中表现的人生境界,往往与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显现出与天地为一的庄子精神.     

东坡赋的艺术特色

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上的主盟人物。他富于创造力和革新精神,在自己所纵横驰骋的各个文艺领域,几乎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在赋体文学方面,他沿着韩愈、杜牧开辟的散文化的路子,在欧阳修赋体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赋的体制,使颇受形式所束缚的赋体文学得到新的解放——他既吸收了赋体本身一些固有的艺术特长,又把散文的若干写法带进赋的疆域,提高了赋的表现能力、艺术技巧和感染力量,从而增强了赋的艺术生     

论晁补之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辞赋作家和辞赋研究家,其成就主要在骚体的创作和楚辞的研究方面。晁补之的辞赋观颇有独到之处,他没有把屈原的作品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将其视为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创作楚辞也不单单是文学创作,而是在发扬忠君的精神。他的辞赋很少涉足现实政治内容,而是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种种感受。和同时代作家的辞赋相比,他的辞赋哲理思考的成分要少些。晁氏赋作长于罗列词汇,铺张扬厉;善于谋篇布局,追求萦纡曲折的结构。他还擅长模仿,对前人、别人的辞赋往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     

兴楚盛汉,蔚成大国——刘勰论汉赋的性质源流

刘勰在折衷旧说、兼采并蓄的基础上,对于汉赋的性质源流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见解.他认为赋(汉赋)在表现内容上以铺写事物与抒发情志为主,在艺术手法上以铺采扌离文、驰骋翰藻为要,比较符合赋文学发展的实际,但忽略了俗赋叙写故事的功能;他把赋与颂、楚辞分而论之,甚有见地,却误将七、答难(对问)摈斥于赋外;刘勰兼综诗源说与辞源说,对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清楚明晰、有条不紊的梳理,同时又抛弃了檀道鸾的赋源诸子说,重诗源而轻辞源,并且对于赋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论之不足.刘勰从汉赋本身的实际情况描述其兴盛图景,探讨其盛衰之因及文学影响,并不十分全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赋文学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这些贡献与不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论梅尧臣诗对陶渊明的接受

梅尧臣是宋代第一个大力学习陶渊明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有三个层次 ,即用典、模仿和借鉴 ,其中价值最大者在于通过学陶建立起自己的独特诗风。梅尧臣开创了一种新诗风 ,掀起了宋人学陶的新高潮 ,并且提高了人们对陶诗的认识水平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关于梅尧臣交游的几个问题

梅尧臣是北宋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与当时名士大夫交往也很多。朱东润先生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对梅诗作了注释，但有部分内容仍未能考究清楚。本文择要对梅诗中的交游加以探究，可作为朱先生注本的补充。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从审美角度看司马相如的赋

司马相如在中国审美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开始了对自然界事物正面的、对象化的审美观照。2.体现出人对外部世界整体性的审美观照及控驭外部世界的信心和力量。3.创造了新的审美表现形式——汉大赋。司马相如在审美表现上的主要缺点是:1.他所选用的艺术载体,不足以承担他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2.他的赋中存在着审美感受的传达和非审美的理性说教的矛盾。3.他的赋在对客观事物审美表现的倾向及具体方式上也存在着片面性。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谈到赋与诗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它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的定义式的表述。但诗究竟怎样流为赋,班固在后面说得比较含混,又与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不一致,因而后人在发挥这句话时就表现出理解上的歧异。有人把它坐实为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有人认为是指赋继承诗的美刺的传统,有人则联系《汉志》,认为赋是诗之“不歌而诵者”。     

袁枚与日本江户汉文学——以与广濑淡窗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清诗随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大量传至日本并逐渐盛行,其中以袁枚的影响最大。江户晚期著名诗人广濑淡窗尤为赞赏袁枚和清诗。从真性情、个性、天分诗才三个方面比照袁枚与广濑淡窗的诗论,发现两者问相似之处颇多,而且有些观点显然是淡窗取自袁枚,由此亦可见袁枚和清诗在日本的影响。     

袁枚与日本江户汉文学——以与广濑淡窗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清诗随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大量传至日本并逐渐盛行,其中以袁枚的影响最大。江户晚期著名诗人广濑淡窗尤为赞赏袁枚和清诗。从真性情、个性、天分诗才三个方面比照袁枚与广濑淡窗的诗论,发现两者间相似之处颇多,而且有些观点显然是淡窗取自袁枚,由此亦可见袁枚和清诗在日本的影响。     

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

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先生是中国 2 0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过去在研究何炳松史学思想时没有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研究 ,更无人提及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以此两题展开讨论 ,论证西方实证主义派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关系 ,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何氏三篇蒙元史论、译作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李世民的美学思想及其诗美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有着以社稷为重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现象有着自己的阐释、评价观念。作为其美学思想表征的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一方面孕育着新的审美理想，一方面又有南朝美学之遗风。李世民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恰恰反映了初唐诗歌美学的复杂性。     

《招魂》疑义新辨

《招魂》系屈原在楚怀王死后为怀王招魂所作。“幸而得脱”隐喻怀王囚秦时曾逃脱一次,“修门”是寝宫之门,庐江在湖北宜城北。《招魂》乱辞描述游猎场景,意在劝谏顷襄王勿沉缅淫猎,应以国事为重。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圈子的领袖地位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嘉道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姚门弟子"中梅氏年寿最长.此是天时;梅氏居京二十年,桐城古文得以扩展,此为地利;梅曾亮与京师士人的雅集,则是人和.     

从《红楼梦》第一回看曹雪芹的小说观

曹雪芹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词、戏曲、小说等古典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作出《红楼梦》,他虽然没有对小说理论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第一回中管窥他的小说观:首先,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其次,从现实生活家庭琐事出发,以自身的人生体验去建构小说;再次,曹雪芹从读者需求出发去创作文本,并预见了他的创作的读者群。     

随任性情的私语化创作——论袁枚的诗歌创作风格

袁枚的诗就是他随顺本性观照自我、表达私人话语的最佳工具。心手如一,心中作如此想,自然而然就随之流诸笔端,发抒于外。这是袁枚诗歌个性化或私人化的表现之一。同时,袁枚诗歌个性化色彩还明显地表现在诗歌风格的变化与其人生状态的转变的相当合拍,这是随行而为的创作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