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兴起的体制背景：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兴起和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但由于作为训政主体的国民党虽独裁之心有余,但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运行实态上只是弱势独裁,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民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主要策略是不断开出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这反而使它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民众由此获得了公开追求宪政的机会和理由,对宪政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自身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兼论中西税制的法理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西方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法理基础不同.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法理基础是"编户齐民"制度,否认庶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私有权,"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百姓纳税服役是报答"皇恩",所以无论是赋税或劳役,都根据皇家的需要,具有专制性和掠夺性.西方宪政税制的法理基础是承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制税权的取得必须遵循一套法律程序,具有严格的制约机制.     

从自命为"新人物"到主办《竞业旬报》——上海新式教育对胡适自我确立的意义

对于胡适成为文学革命首倡者乃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和自由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初他在上海新式学校的数年求学经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期间,胡适确立了青年时期的自我。他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己,自命为"新人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胡适还主办《竞业旬报》,这种早期的以写文章方式关怀社会、启发民众的训练,以及熟练地使用白话文进行自我表达的成功经验,为胡适后来选择"秃笔救国"道路、成为新文学前驱奠定了基础。     

从文艺学、美学到文艺美学建构——论康德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贡献

康德之前,文艺学与美学虽有联系却未构成完整的文艺美学知识体系。直到康德解决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美与艺术的关系、创作与制作的关系、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等基本而重大的理论问题之后,近现代文艺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康德之前,西方美学始终存在着美是主观或客观之争。康德认为,美既非客观属性又不是主观意识,美根源于人类的主体判断能力,从而为解决艺术的审美本质问题确立了理论根据。康德相信,美绝非单一维度,而是多种属性的审美文化过程。这样,康德将艺术从传统文艺学的真实性或道德性的本质界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定。当艺术被确立为审美活动时,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就超离了形而上的哲学预设和逻辑推演而进入艺术领域,艺术使美的本质真正回归。康德实际上完成了文艺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朱熹、李贽到严复——兼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朱熹、李赞和严复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佛、道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李贽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众生平等,批判理学籍制思想,反理学;严复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引进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这一发展过程,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时尚、文化模式到指导思想的逻辑嬗变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从一种"文化时尚"到学术论战中受人追捧的"文化模式",再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它较好地处理、协调了与西方社会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国情实际等三方面的关系,很好地凝聚起中国社会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工农群众以及广大社会阶层,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求发展的实践品格和理性追求,展现了深厚的文化魅力和广泛的文化价值。     

论孟子的认识论——反映论、可知论——兼论从孟子到王夫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唯物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对比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围绕天人关系的讨论而展开的,很早就形成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宇宙观。因此,研究人世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人世沧桑变迁的兴趣,大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研究的兴趣。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伦理道德以及统观、直观的辩证思维十分丰富。与西方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认识论则显得不足。     

从中产阶层景象到中产社会理想——兼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结构基础

中产阶层,作为现实生活中时尚流行之“白领”的学术性话语,它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纯粹阶级范畴,而是社会学意义具有趋同性及一致性的群体。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中,中产阶层的小康大众化趋势日渐显现和扩大。其所蕴含社会建设的结构性目标应是促成一个小康大众式或中产阶层化的社会。中产社会是基于和谐发展战略意义上“安全阀”效用的实践形式与社会良性运行意义上“润滑剂”效用的和谐形态。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文学史方法:从现代到后现代--兼论对我国新世纪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启示

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史研究方法空前活跃的时代。面的拓展与点的掘进同时并举,使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呈现为一种立体的架构,且大致可分为两大思潮:一是标举“体验”性的人文主义诗学,二是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诗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专事否定的流浪者的思维,致力于“稗史”的创造和“碎片式”的结构,带有明显的“破坏性”、“表演性”和“随意性”,更注重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过程及对现代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超越。这给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带来了具体的启示,即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学术批判眼光,在运用诸种方法时应注意文学史对象的适用性、可行性和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并最终做到“至法无法”。     

浅议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兼论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启示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文章指出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其民主宪政思想及其意义。     

重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征——从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出发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作家在理解与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遵循的原则;而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正是建立起了现代作家认识世界与表现世界的基本立场与观察视角,蕴育与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     

从情节到细节:西方文学叙事的现代转型——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在自然主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情节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而琐碎凌乱的细节则缤纷绽放。细节的缤纷绽放,决定了现代叙事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谋求摆脱统辖传统叙事文本的"必然性"逻辑,而在"偶然性"中寻求出路。在西方传统文学叙事中的"必然性"原则向现代主义叙事之"偶然性"原则的现代转型中,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乃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论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以冯友兰对孔子的评价为例

本文以冯友兰不同时期的孔子观为例，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在儒学逐渐滑落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在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的五六十年代，冯先生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做一些辩护。“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冯先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论。“文革”结束后。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对自己的孔子观做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正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发展起来的历程。     

论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

本文主要阐述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冲破传统观念 ,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探索。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 ,加快了所有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不仅大大拓宽了政策 ,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接受新形势的严峻考验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管办合一到管办分离——兼论当代中国义务教育公共性的多种实现方式

以政府供给、政府管理为特征的管办合一,是义务教育公共性实现的主要方式;以政府供给、多样化办学为特征的管办分离,是义务教育公共性实现的补充治理方式。考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义务教育的公共治理经历了两个时期,具有四种类型。当前,在人民群众有学上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需求日益强烈,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优质学校办学冲突不断显现的背景下,必须改革并完善传统管办合一的义务教育治理方式,有步骤地实施多样化的管办分离办学体制。     

从回归到对国际社会的建构——论中国当代战略文化

国家战略文化是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贯穿于其世界观、战争观与和平观的带有长期性的和根本性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了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旨在回归国际社会的国家战略文化的首次转型。随着近20多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崛起,中国正在构建符合自己理念的战略文化,并影响和建构当今的世界。     

财产权力的变革：从直接占有、控制再到选择 ——兼论国有股流通对收益的保障功效

财产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为其获取财产收益提供保证.传统企业制度通过所有者直接占有和使用财产控制收益;一般"两权分离"可以通过强化所有者控制力间接保证财产收益的实现;而在现代产权制度安排中,由于对财产权力还要作进一步分割且股权日益分散,由此导致内部人控制,现代产权制度因此为财产所有者设计了更大的选择权,使投资人可以通过进入或退出方式保障财产的收益.对国有经济而言,与其强化控股权来保证收益的实现,不如让其有更多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