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器赋显示的汉代器乐文化

通过分析《全汉赋》中以乐器名篇的汉乐器赋，发现汉代器乐文化植根于儒学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乐器赋内容中乐器材料的选用和制作要求，折射着儒家的人才思想；乐器演奏的兼备和协调的审美观来源于儒家的“大一统”和礼治的政治思想；器乐的社会效用则是儒家的礼乐制度和诗教思想在音乐方面的体现     

“礼乐之和”与儒家艺术精神的建构

“礼乐之和”是儒家对关和艺术本质及价值的思考，是儒家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抽象。“礼乐之和”体现了美和善、情和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多方面展现儒家实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儒家视域下生物多样性思想探赜

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儒家哲学基础是天地之气，气化万物，万物皆气之聚合。儒家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体现在：认为天地“广生”“大生”万物，万物来源同一，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阴阳动态平衡机制使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实生物”“和而解”的博弈机制使万物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自然万物承载着神秘的至上之道，“物莫不含神而具性”,神性使人类对万物产生敬畏之心；仁民而爱物是天所赋予人类的一种德性；万物一体，人与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爱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乃是自然真正的演化规律。儒家爱护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知，而且还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法律规范，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现实价值

本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现实价值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儒家重视德育思想有助于坚持德育首要地位；儒家塑造理想人格思想有助于坚持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儒家“仁爱”思想有助于坚持德育原则；儒家众多道德条目有助于道德教育的具体化；儒家的品德教育方法有助于德育方法的完善；儒家严明律己道德修养思想有助于搞好学生的自我教育；儒家身教示范思想有助于加强德育队伍建设。     

略论儒家“内圣外王”境界

“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儒家“内圣外王”是从“天人合一”内化为“天人舍德”始，中经人的心性修养外化出王者天下，即“内圣外王”的自满自足，最后再返归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核心命题“内圣外王”的真谛，以求教方家。     

先秦儒家思想中“父子相隐”的伦理大义

“父子相隐”的儒家公案,蕴涵了许多儒家的伦理大义,也引起了很多方家的争论,但其所表达出的伦理意蕴,对现在的中国社会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父子相隐”至少体现了“孝”,“慈”,以及更为根本的“亲"三方面的伦理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

探究我国古代儒家学说, 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精深的公共关系意识： 儒家的仁政学说与公共关系学有着共同的依据和出发点－ － 公众利益; 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公共关系学说所倡导的“真诚合作, 互利互惠”原则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儒家所强调的“礼”包含了公共关系活动中所讲求的礼仪。儒家的 “人和”思想恰恰体现了现代公共关系学的 “双向对称模式”的精神实质。     

评儒家视野中的历史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中，“变”是历史的通则，历史之“变”具有循“反”而变、变不逾“常”、顺“势”而变、变中求“善”等特点；文章对儒家关于历史之“变”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新道德的建设必须大胆借鉴儒家道德遗产

为了有效地推进新道德的建设，我们必须大胆借鉴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我国传统道德的主干，曾对我们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其中有许多优秀成果长存不衰，即使到了现在，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儒家道德，作为封建时代的道德遗产，之所以在当今还有价值，一是它作为优秀道德成果，具有超历史、超地域的特征；二是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心理情感和伦理意识，潜藏于我们“民族心”的深处，因而具有极大的稳固性、适应性，可以相传不绝。     

试论孔子哲学中“性”字的涵义──兼评朱熹与牟宗三对此字之歧解

试论孔子哲学中“性”字的涵义──兼评朱熹与牟宗三对此字之歧解吴疆在儒家哲学中，“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历代儒家都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争论不休。战国时期就有孟子、告子和荀子关于性善、性恶的辩论；汉初又有董仲舒“性三等”之说；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更...     

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涉及到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法家、墨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宝贵的积极合理因素。其中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总结研究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批判继承它的…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先秦儒家"顺天"自然观的生态学价值

先秦儒家的“顺天”自然观,包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崇拜上天,敬畏自然;顺天守时,善待自然;敬天佑地,持久利用自然资源等几个方面。先秦儒家“顺天”自然观体现了其环境伦理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     

马一浮诗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而作为其“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他的诗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根源方面,还是在内在逻辑方面,都极富于哲理的意趣,处处体现着他对儒家义理之学的探究和体认。     

论宋江思想性格的两重性──从义军领袖到王朝忠臣看宋江的忠义观

宋江的一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他既是梁山好汉的领袖．堪称“义”的旗帜，又做了朝廷招安的忠臣，不愧为“忠”的表率。他思想性格发展的全过程正体现着“忠”和“义”冲突的不可调合性。“义”迫使他突破了儒家道德规范的樊篱，发展成为打击封建传统势力的行为；招安纳降的“忠”又促使他恶性膨胀，成为纵容奸臣、放弃原则的愚忠。作为被统治、被压迫者的宋江，暴力革命逼上梁山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忠君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是造成他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本文就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作者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诸子话语”与“想象圣王”——《孟子》中虞舜意象的生成、因缘及特征

孟子是儒家历史中着意构建虞舜意象的第一人，他采用正面例证、史实辩护、情景预设等方式，将虞舜刻画为“贤臣”“明君”“孝子”“仁兄”。就先秦诸子话语而言，孟子推崇虞舜的原因在于：政治权力交接的“模范圣王”、儒家德性政治的“完美化身”、“尚贤”思想的“最佳代言人”。孟子出于自我立论的需要，强调塑造尧舜一体，重视道统传承；隐没外在事功，突出内在德性；弱化政治身份，复归家庭伦理。以此对虞舜的历史素材作了择取，塑造了德性政治视域内的理想圣王范式。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