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     

也谈《山海经》的成书

汉代学者刘歆在给汉成帝的《上〈山海经〉表》中说:禹治水时,“益与伯翳士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上,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①这就是说,《山海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的书,是协助大禹治水的益著的(另外还可能有伯翳)。这一说,恐怕不是刘歆的杜撰,而是于古有据的,所谓“古文之著名者也”;不然,他不就犯了欺君之罪么?所以打从东汉的王充和赵晔起,经…     

图腾、神、神话——读《山海经》

《山海经》世称奇书,在过去,它是很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因为书里记载了许多怪物,言之确凿,而又查无实据,所以太史公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然而,正是在《山海经》这部奇书里所记载的种种怪物和怪神,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以及早期的神和早期的神话,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形象资料。     

《高唐》《神女》的宗教分析与楚史研究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王坟》《五典》《八索》《九丘》”。我看这些坟典索丘,大概就是为楚人所热衷传习的神话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为他们所备加珍惜的历史化的神话,所以倚相“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恫于楚国。可惜它们都亡佚不传了。但《离骚》《天问》还在,《九歌》《招魂》还在,《高唐》《神女》还在,《山海经》《淮南子》还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楚人生活的依稀仿     

大禹治水与龙蛇神话

将大禹治水与治水中的群龙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解绎,可以看到禹治水神话中的群龙实是指洪水河川本身。洪水河川是龙诞生的生态起点和自然基础,是群龙之形的最原始的基形。群龙的动物性性状特征是以洪水河川中之蛇蟒蜥鳄为具象栽体。禹治水时的龙蛇尚不是夏部族的图腾。禹命名为“擒蛇”或“擒龙”,禹逐杀龙蛇状的共工、相繇,治水中“黄龙曳尾”等等原始事象均是以神话变形的方式涵藏或再现着群龙与自然洪水河川间的真切关联,是用神话语言认真而曲折地叙述着禹疏川导滞治平洪水的历史真实。     

《山海经》研究的意义

1 鲁迅先生在一篇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道,《山海经》是他儿时“最为心爱的宝书”之一。因为那里面“画着人面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因其所书所载一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故而我国历来的古籍书刊都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志怪”书。 的确,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号称“奇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包含着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     

简析《山海经》神话批评的历史嬗变

《山海经》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构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学术史,古人以序、跋、评点、注疏、诗文等多种形式就《山海经》所发表的看法,突出地体现出古人的神话观。历代学人对《山海经》神话的看法经过了先秦两汉的发生期、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达到了深入拓展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古代学人们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历时性梳理,得出《山海经》神话批评史的历史嬗变基本轨迹。     

时空之钥--《山海经》的神秘数字探析(续)

《山海经》里的神秘数字有着特殊意义。抽取《山海经》中所包涵特殊数字 (即具暗示性而不纯粹为一般形容和计数功能之数 )的神话记述 ,进行分析 ,可寻找出《山海经》内之神秘数字 :三、四、五、九 ;从各神秘数字于《山海经》神话记载中之共通性及文本透露之线索 ,抽丝剥茧 ,解析其源起和象征意义 ,可发现神秘数字与初民时空观念间之密切关系 :数字三是“超越” ,象征“创生” ;数字四是“四方” ,象征“秩序” ;数字五是“中心” ,象征“完美” ;数字九是“边际” ,象征“极限”。笔者对《山海经》本文之客观统计与分析 ,辅以文字学原理 ,并引证人类学资料 ,冀能以《山海经》为基始 ,解开神秘数字之谜。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该文将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与古埃及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指出《山海经》将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及这种本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形成了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以及二元对应原则.这种神话思维,使《山海经》具有迥异于史诗性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山海经》怪物试解

《山海经》记叙了许许多多的怪物,曾被人称为“语怪之祖”。连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两千多年来,有人迷信它是实有的存在,有人则嘲笑它荒诞不经。鲁迅说,“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今人则大都一言以蔽之曰:这是原始人“奇特的幻想”。然而,幻想只是形象思维的一种特有方式,它既然是一种思维形式,它就不能超越思维的最基本的规律。无论今人和古人,只能思维曾经存在、现在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而决不能想象不曾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无论是控制     

禹娶之涂山与禹合诸侯之涂山非是一地

禹合诸侯于涂山,为其父鲧死而升化的墠渚之旁山,本夏人圣地,在故陆浑县南,略可当《山海经·中山经》之堵山,《水经·伊水注》之孤山,在二里头夏文化区的中心地带;禹娶之涂山氏,本为蜀山氏,在汝颍上游至南阳一带,以独(蜀)山为宗山,考古文化上属二里头文化的南部地区,两族世为婚姻,故禹与涂山氏能“通之于台桑”,幽会于桑间陌上;涂与蜀、堵、浊、独等古音相近,又都和禹牵联在一起,口口相传混而不辨。有关涂山的研究,大多是猜测或以理度之,缺少综合性的历史分析,这是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所在。     

论明清小说中“嫦娥奔月”神话重构的文化意蕴

几乎同时出现在明末清初的四部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和《历代神仙通鉴》,不约而同地皆以“嫦娥奔月”神话的情节为基础,重构了有特色的嫦娥故事,重塑了有意味的嫦娥形象,形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学文本形态.若纵向观之,四部小说显示了嫦娥形象由反面向正面转变的轨迹;若横向观之,四部小说展现了“嫦娥奔月”神话移位为文学创作素材之后,所具有的极强的可塑性.纵、横两线在《有夏志传》中实现了交合,作品以全新的嫦娥形象演绎了全新的嫦娥故事,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作了最生动、最真实的呈现.     

五行之序:《山海经》性质问题新论

前贤时俊认为,《山海经》的性质为神话、地理志、语怪之祖、上古天文历法等,学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结合《山海经》的文本内容、生成语境、成书时间、成书缘由整个系统来看,《山海经》是秦帝国在祠山基础上所组织的"序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其指导思想即五行思想.从历代史书中的五行思想及其表征书写反观《山海经》中的畸形叙事,发现怪异叙述...     

《师说》发微

一、韩文中的儒道、师道与文道《师说》,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个关于师道的著名论点,作为全文立论的总纲.接着,文章就紧紧围绕师道来写.文章虽说是在宣扬儒道,但也不尽如此.诚然,韩愈一生以复兴儒道和倡导古文为己任.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重答张籍书》中做了更加概括的解释:“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在这里,他公开宣称他要传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并且隐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     

《山海经》与上古海洋学知识

《山海经》中的若干内容对于上古时代的海洋文化考察，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海经》涉及地理、神话、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多方面的记载，特别值得重视。有关海神崇拜的信息，有关海洋渔业的信息，有关海洋生态和沿海部族及海岛部族生存条件的信息，可以通过分析获得新的学术发现。有关“■”“鲸”“杖翼”的理解，都有继续探索的学术空间。所谓“海中”“大人之市”,可能与曾经实际存在的海上交易场所有关。《山经》中的部分内容，也透露出上古时代的海洋学知识。考察中国早期海洋史和海洋学史，应当重视对自古号称"奇书"的《山海经》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     

《淮南子》神话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

神话历史化是世界性特征,算不得是民族特色;而神话的仙话化是中国神话演变中的一枝,尽管有独特性,但不足以涵盖中国神话演变的整体特点。如果寻找中国神话演变特征的话,则莫若以“混杂”二字来概括,即它的演变是多种模式的统一,是神话的历史化、仙话化、哲学化、文学化、宗教化等的统一。就《淮南子》中神话演变的形态而言,也同样彰显出“混杂”的特征,神话历史化、仙话化和哲学化是最主要的演变状态。这三种演变状态的文化意味在于:如果说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使神话历史化,大众文化性质的神仙思潮使神话仙话化,那么精英文化性质的哲学理性精神最终使神话哲学化。     

试论《山海经》中的神话系统--中国神话系统研究之一

创世神话总是各神系的粘合点。这一现象可以作两种解释:或许创世神话是这些系统共有的;或许创世神话是这些系统争夺收编的焦点。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古典神话的系统性。在神话系统的讨论中,拿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材料,这实际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必须确立《山海经》作为神话经典的地位,这样方可避免种种问题。《山海经》的神话系统也只是潜在的,而“潜体系”可以说是中国神话系统的特点。     

《黄帝内经》“情-志”的现象学分析

基于《内经》、道家、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融合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理论与本土现象学资源对《内经》“情-志”予以分析阐发。《内经》、道家的“情”“志”分别对等于海德格尔“遮蔽”“去蔽”状态的情绪。就情、志为一而言,情志是生命真实活动内隐与外显状态的统一;就情、志为二而言,《内经》、道家之“情”处于本原性地位,是“志”的上位概念;“志”源于“情”、属于“情”,是“情”的下位概念。那种将“情”置于“志”范畴之下,而以“志”作为中医心理学重要概念的观点值得商榷。     

《神异经》“嘲讽之辞”考究

基于对原始思维的文化吸收,战国以来儒士们积极参与的宗教造神运动,不仅共同催生了《山海经》,抑且提升了这部典籍的摹本效应,乃至有《神异经》的叙事模仿和相关“嘲讽之辞”的应运而生。就叙事意义而言,《神异经》“嘲讽之辞”借助了广征博物的时代习尚,通过伪托性质的异人抑或禽兽比附道德品质,藉此传达出深受方术影响的儒者对世风和人情的隐性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