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情感是如何制度化的?

制度化是基于正式规别而发展的一套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是有效的情感制度化机制。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分别建构了“工作型”、“私人型”、“职业型”、“公共领域型”和“价值型”的制度性情感特征。情感制度化存在着不同的功能性要求,其失调有可能引发一些冲突。情感制度化的结构是否合理、功能是否积极、手段是否恰当是影响情感制度化带来冲突的主要因素。按照冲突论的观点,情感制度化带来的一个情感冲突恰恰是它压抑了应当引发冲突的情感,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

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是现代化中国家引人关注的政治发展问题。政党制度作为整合社会的机制、组织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具有政治稳定的功能。政党制度促进政治稳定,必须符合社会生态的要求,具备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     

法治视野中的非制度化生存论析

社会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生存,主要是由极端的利益追求、制度约束和监督缺位、文化陋俗以及价值观变异等因素引起的。在非制度化运作中,行为主体通常要选择策略、权衡利弊,然后制定计划,形成与其他当事人的互动。非制度化生存的危害在于颠覆道德理念、诋毁民主政治、侵蚀制度规则、危害社会生态,在人的发展中形成诸多悖论。治理非制度化行为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多管齐下。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制度、组织与经济绩效

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作为约束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体系,实际上,制度本身不会产生效率,它只有和人或组织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促使其效率的增长(或负增长)。对实现组织目标效用最大化的“效率原则”的坚持使经济学家们常常将组织看作一个理性系统,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组织的正式规则的建构;与经济学家所持的“效率机制”不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合法性”机制对于组织目标、形式和内部运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里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的社会期待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构建和谐社会:制度视角的分析与对策

从制度视角看,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其实是一个建立在公正合理的社会规则基础上,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稳定、协调和融洽的制度模式,是一个稳定、协调与均衡的制度化结构.中国现存社会存在着某种的制度的缺失和制度失范,并引致制度结构的结构缺失和功能失范,影响了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和稳定、协调与均衡的制度化结构的建立.因此,必须加快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结构一功能的调整.而要做到这一点,观念转变是前提,"统筹兼顾"是核心,政府的制度供给是关键.     

关于党的现代化问题

推进党的现代化是应对各种现实挑战的客观需要。党的现代化的内容是 :必须构建以“三个代表”为主线的新的党建理论体系 ;调整优化组织结构 ,探索新的组织生长空间和组织架构 ;健全制度体系 ,实现自身组织和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 ;增强政治功能 ,有效地整合意识形态、运作国家制度、动员群众和整合社会     

人情关系：企业发展的文化障碍

人情关系：企业发展的文化障碍刘颂以现代企业模式重新构建现行工业组织始终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过程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在于企业内部形成一整套蕴涵着高度“形式理性”的科学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的整体行为上升为科学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下的有效运作。制度化不...     

确立新的理念走向新的有序--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是我国改革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新的里程碑。决定凸现的股份、产权、人本、协调、诚信、法治等前瞻性、指导性的理念 ,体现了一种睿智、一种眼光、一种使命、一种责任 ,昭示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新思路 ,对于我们巩固改革成果、再创事业辉煌 ,消除暂时混沌、走向新的有序 ,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股份理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单一成份的公有制概念的根本性突破 ,也是对…     

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以科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性。新制度学派借助新古典分析体系,实现了制度经济学演进中的质的飞跃,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比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究竞“新”在哪里。     

落实新方略，迈上新征程

市委书记韩学键同志在全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解放思想学习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立足于大庆的发展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强调了推进大庆科学和谐跨越发展的基本思路,明晰了总体战略、城市组团发展和产业空间三个布局,确立了2011和2020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八项具体推进措施,对“三个发展”作出全面深入的阐释。我们认真学习了韩学键同志的讲话,结合大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进行了一些思考,对“三个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深。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新乡村主义论

基于乡村生活和乡村景观规划实践,作者提出了新乡村主义规划理念,即在"三生和谐"(生产、生活、生态相和谐)和尽量保持农村"乡村性"的前提下,通过"三生"和谐的发展模式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以及新时期党的任务要求,进一步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重要作用、发展目标、基本任务、构成和特征、党的领导问题,进一步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新世纪的创新:新特点、新趋势与我们的对策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在新世纪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创新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 ,为此 ,我们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制定和实施创新战略 ,全方位地进行创新 ,特别是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把握新内涵 谋求新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高屋建瓴、立意深刻、内涵丰富,是历史经验的升华、全党智慧的结晶,明确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作出了全面部署,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感染力,反映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