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

卞之琳曾指出汉语诗歌有两种基本的节奏调子：吟调和诵调。汉语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是对古代诗歌节奏调子的继承和发展。一般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主要是诵调,民歌体新诗的节奏调子则主要是吟调。在节奏单位音顿的等时性反复中,诗行(句)末尾单音顿的拖长造成吟调,诗行(句)末尾双音顿不拖长则造成诵调。一般所谓“三音尾”造成的吟调,其实是由从三音尾中分离出的单音尾造成的。     

句法结构·词类义标准——关于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开始的我国语法学界关于汉语析句问题讨论中,笔者提出了“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这一方法,写了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汉语句法分析问题》(下简称《句法》)一文,较全面地谈了笔者对汉语句法分析的看法。本文想再谈谈汉语词法——词类划分问题。 1953——1954年我国语法界就词类划分问题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尔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少见了。近年出版、再版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均谈到词类划分标准。它们所主张的大致是1953——1954年那次讨论成果的反映,这些标准当时均提了出来;同时也是那次讨论所争议的问题的继续,如一个标准和多个标准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吕叔湘先生在《关于语法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书中表示过明确的意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一次只能用一个标准,……如果同时应用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就有打架的可能。”     

《诗镜论》简介

《诗镜论》是藏族作家,主要是贵族僧侣作家奉为创作指南的一部谈文学理论和诗歌修辞技巧的书。这部书藏文叫作《》一般译为《诗鉴》或《诗镜论》,全译则为《修辞论诗镜》。实际上藏语“” (汉音译为宁俄)一词,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相当于汉语“文章”一词的含义。汉语“文章”一词,本也是“富有文采,斐然成章”的意思。同时“”这一命名,包括有诗、文和诗文合体三种文体在内,不仅仅指诗歌一种文体而言。因此这部书汉名译作《修辞论文镜》,或简译作《文镜论》,似乎较为合适些。     

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从《召南·江有汜》看巴渝歌舞对中原诗歌的影响

《诗经》中的“二南”是一种音乐上的分类,最初也与特定的地域相关.根据诗歌中所涉及的地名及“召南”的地理方位,可确定《召南·江有汜》采自长江上游,即巴渝地区.结合汉代以后被改编过的《巴渝舞》推断,《江有汜》的“三音步”正是巴渝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西汉开始,南方巴渝歌舞及“楚辞”传入中原,不仅丰富了中原诗坛,也推动了诗歌主要样式的变革:从以“偶音步”的四言诗为主,发展到以“奇音步”的五言、七言诗为主.     

新诗形式理论中“顿”概念的渊源及演变

新诗诗律论中的“顿”概念来源于古代表示顿歇意思的“句读”概念和“顿”概念。在现代，“顿”概念通过“节”和“音尺”两个概念而扩大成为既包含顿歇又包含音组（节奏单位）两方面意思的概念。至当代，它却变得往往偏指音组这一方面的意思了。在上述演变中，英语诗律论中的“音步”概念曾被借鉴过。了解上述演变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新诗的节奏和格律     

语言的对比与诗律的比较

诗歌格律是诗歌音律节奏的主要体现者,是诗歌表现节奏的手段。然而,世界各国诗律形式不尽相同。中国是近体诗,日本是俳句,欧洲是十四行诗(又称“商籁体”)。即便是十四行诗,欧洲各国的表现形式也各各不同,除了正宗的“意大利式”之外,有法国的“亚历山大式”(十二音),英国的“伊丽莎白式”(五步十音),等等。为何会形成如此异质的格律诗?为何俳句、律诗只产生于东土而“商籁”只能是西洋的特产?这些问     

剔清那不洁的千层音——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配置

声音与节奏是诗歌的命脉。诗歌声音上的直觉感知与物理感性形式及音素的组合结构相关。这些组合结构就是批评试图发现的声音配置，诸如韵律、音组、语调、和声等模式。现代诗的音韵效果并不一定在一行诗的末尾，更重要的是在诗句内部，以及诗句与诗句之间的绵延起伏，与音素相关的句内韵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枣对诗歌语言的语音配置非常敏感，他是当代诗人中对闻一多、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倡导过的音步理论或顿感说在诗歌践行中最积极也最富成果的一位，他也有意识地注重“行间半谐音”（句内韵），在汉语声音诗学上创造了典范文本。     

“熊猫”、“猫熊”及其他

热猫，动物学著作称“大熊猫”，台湾出版的辞书同。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均以“猫熊”为正名。从动物学分类来看，“大熊猫”既不属于熊科，也不属于猫科，大陆辞书的处理欠妥。偏正结构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构词方式，但也有一部分词是正偏结构，如“豆腐脑儿”、“铁丝”等。     

动词前面不是宾语的位置——试谈“前置宾语”问题

“前置宾语”之说,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二四年,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著者黎锦熙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一说法,此后许多著名语法学家都表示赞同。一九五六年,《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也采用了这种主张,不过,缩小了所指的范围。为阐述“暂拟系统”而编写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中有一篇《宾语的位置》,专就“前     

谈“每”的用法

现代汉语中“每”的用法在《现代汉语词典》和各院校的《现代汉语》教材中都有所提及，但是在词的归类与组合上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借助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试图将“每”的各种用法分类举例说明，从而谈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从归类的角度看，我们把某些特点的词归属某类，确定它的词性。。把“每”划为指示代词是所有的著作都认可的，并通过举例或列表进行分析、说明；但把“每”划为副词的却为数不多。在实际使用中我们经常看到“每”放在动词或介宾短语前面，表示同一动作反复地有规律地出现。如“图书馆每逢星期天延长开放…     

《春秋左氏传》假借例释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通释《左传》的一部颇用功力的著作,由于它的主要目的不在考察《左传》的用字特点,因此对书中的假借、同源、异体字往往同时用“通”、“借作”、“同×”、“音×”等几个术语去指称,这对于一般地阅读自然无碍,但如果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既然汉字是一种历史的堆积物,其间就必     

关于“吐蕃”之“蕃”的读音问题

“吐蕃”是唐初汉族对藏族在青藏高原所建立的政权的称谓,后来宋、元、明各代的史籍亦多沿用吐蕃为青藏高原的总称,至今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历史专名,关于这个词的读法,今天多习惯按现行汉字发音,《现代汉语词典》 “吐蕃”条就注为“tnf6nV”(音土翻)。《辞源》(修订本)也大抵如此。但是,近年推出的影视片《大漠紫禁令》与《唐蕃古道》均将“吐蕃”与“唐蕃”之“蕃”读作b6(音播,阴平),其主要根据是藏语的本.音。此一读间虽有理据,却不免与习惯念法距离太大,因此引起了一些争论。看来,《辞海》(修订本)独有见地,在“吐蕃”条明确注“蕃”音为“b6”,不足之处是没有说明何以作此读的理由;另外,笔者认为,这一读音在声调方面还有商榷的余地。     

上古汉语“再”字的调查报告

本文调查了《周易》等20部上古著作中的全部“再”字,共得616个用例。据初步分析,上古汉语的“再”字既可以表示动量,也可以表示物量。表示动量的“再”字,绝大多数不含有“复”义,但也有一小部分用例含有“复”义。     

试析汉藏文主语在句式中的不同特点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什么样的语音表示什么样的语义,什么样的语法规则表示什么样的思想意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和统一的模式,它决定于一定社会集体的意志,决定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所形成不同语言的历史传统。汉语和藏语虽均属汉藏语系,但无论是语言、词汇,还是语法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化学分子式H_2O,汉语叫水,藏语“”。表示“成本的著作”这个意义,汉语叫“书”,藏语叫“”等。     

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的层级建构

节奏单元的命名、建构和使用,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节奏单元既包括一定的组成内容,也带有边界特征,这个边界既可表现为一定的“无声段”（即语音停止）,也可表现为声音的延续,“停延”就成为边界标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依次可分为音节（汉字）<音步<诗行（诗句）<诗节<诗篇等层级。从音节层面来看,“声、韵、调”是利用音节的某一部分或整体的有规律重复来实现节奏运动的,形成特有的声韵节奏（包含平仄节奏）。汉语诗歌的“音步”类型与音节数目息息相关,现代诗歌受欧化的影响,基本音步的组合已经满足不了诗歌建行的需要,就产生了衍生音步,由此带来新的节奏感觉。现代诗歌史上有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建行策略：一是利用“音数”或“拍数”来建构诗行;一是利用“半逗律”或“吟诵调”来建构典型诗行。诗节是现代诗歌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节奏范型,在常态的形体模式之外,诗节（篇）因“默行”和“跨行”的使用而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带来了变式。     

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语有无舌上音

考察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对音和汉夏对音中西夏文几乎没有四品舌上音类字,而《五声切韵》和《同音》中却都列有“四品舌上音”类。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简单地“直抄”,而有可能是实际语音的反映,也说明 12世纪的汉语舌上音类正处在一个变化时期。西夏语的四品舌上音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完全等同于汉语的舌上音。     

《庄子》作者刍议

关于《庄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歧义很大。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最近,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新的论证。这新的论证,主要是根据汉语词汇由单纯词向复合词发展的历史,用统计的方法说明内篇虽然使用了“道”、“德”、“命”、“精”、“神”等单纯词,却没有使用过“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却反复出现。再证之以《左传》、《论语》、《墨子》、《老子》等战国中期以前的著作,以及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没有发现这三个复合词。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大约在荀     

诗歌史写作的新"型构"--以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为例

面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演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叙述。王光明认为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种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中展开凝聚和建构的文类。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众不同的是，他能融合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于一体，结合中国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现代性寻求，重构百年来的汉语诗歌的变迁历史，为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略说严羽诗歌理论之本质

诗话之作,自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问世之后,作者蜂起,但在严羽《沧浪诗话》之前,“诗话”之作多是记录诗坛异闻轶事的谈薮笔记,少有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著述。严羽的《沧浪诗话》可说是宋代诗话著作巾第一部较有系统性和理论性的论著。自此之后,才逐渐有作者在撰述诗话时注意理论性和系统性。应该说严羽的《沧浪诗话》一书,是诗话创作中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前,严羽诗歌理论的研究有不少进展,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这里试就严羽诗歌理论的本质从整体上略作申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