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义关系与训诂之因声求义

语言的音义结合大致是有理据的。音义结合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与意义结合的声音是自然的未负载意义的声音；第二层次，与意义结合的声音是非自然的已经负载意义的声音。第一层次的音义结合可形成根词，第二层次的音义结合则形成派生词。训诂因声求义的基础在于音义结合的有理性。     

知识三分法在教育心理学中的意义

根据儿童获取知识的方式,陈述性知识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记忆、理解和体验三类知识。其中体验类知识具有非继承性和非传播性特征,这意味着体验类知识不能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教材来获得。加强这类知识教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和引导儿童健康成长和知识扩展有重要意义。     

海德格尔“存在”思想在教育方法中的寓意及其入路

教育的本质源始于人,而人具有"存在"的性质,由此人的"存在"问题构成了教育研究的核心。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建构的是一种反思性方法,"存在"的"在世存有"超越了传统教育形上学的二元对立困境,通过"存在"思想在教育方法上的运思、教育研究者的"存在"反思与确立"存在"思想在教育方法上的优先性三重入路来耕犁出以"存在的存有论"为枢轴的教育方法,教育方法必须对人的"存在"样态有所把握与理解,才能澄明教育研究在"人成为人"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策略。     

语词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

语词有外延、内涵和形式三种用法;语词意义包括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语词的本质是观念,是"反映";语词无不表达概念;区别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有助于解决分析哲学所碰到的某些难题,有助于对定义这一逻辑方法作出科学分类,以修正传统定义理论。     

本体论的"本义"与"转义"

"本体"在中文词源里,有"最高"、"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等含义;本体论虽然是外来词,但翻译为中文后,与原来的ontology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产生了明显的"转义": 如果说ontology的"本义"是一种"是论"或"存在论",是一种超验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是"不能从现实世界得到验证的纯粹的原理",是比一切其他哲学思维都更纯正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水土"上,"本体论"已经具有了比西方的ontology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转义".这种"转义"包括了人类对世界上一切"最高"、"最终"、"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事物(或事件、事情、事实、事理等等)的追求,包括了人类对各种经验的和超验的"逻辑"、"原理"、"范畴"的把握和运用,包括了人类"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思维"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了人类"超越有限,指向无限"从而能动地实现人生根本意义的终极关怀.这种"转义"既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意义的意义

意义的意义问题是弄清真理意义的前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研究意义与指称、意义与语形及意义与语用的关系。这三组关系两两相互依赖并且通过社交圈最终扎根于人类心灵深处。某种形式的心灵哲学成了解决意义问题的必要条件。     

言意之辩:汉诗意味空间的生成

有限的语词追逐无限的意义,注定了诗歌和语言之间的悖论.和西方诗歌奉为经典的语言陌生化的诗学法则不同,汉语诗歌以象为中介,通过独特的心物同构的观物方式和随物赋形的文法策略,将言--象--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汉诗特具的成长性的意味空间.     

《白虎通》意义世界建构方法初探

《白虎通》建构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对早期儒家的天命观、王权论及纲常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书还通过天道、经典对其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进行了权威论证,并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进行通经释义,为各种社会事务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调查中职业问题编码的方式与质量研究

职业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变量,然而社会调查中的职业编码很容易出现偏差。目前我国社会调查中主要采用访员实地编码与访问结束后由编码员进行集中编码两种方式。基于经验数据分析发现,这两种编码方式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受访员职业信息的记录质量、访员编码经验及访员自身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不同职业类别的编码难度有关。因此,在社会调查中要注意监控访员职业信息的记录规范,并采用有质控的编码员集中编码的方式来提高职业问题编码的数据质量。     

格赖斯的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解析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1957年在他的"Meaning"一文中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与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该理论一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格赖斯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索意义的本质,从说话人的意图出发探讨意义,把交际过程看作是交际意图识别和传递的过程。格赖斯在非自然意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对语用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     

原则的语义与法意

法学家不应在纯粹学术定义的基础上建立法学理论,而应致力于分析法律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使用的。与原则的日常语义相对应,法律原则至少有五种含义,即法律精神、非正式法律渊源、上位法、一般法和刚性法。由于法律原则所具有的多层含义,对它的理解与界定,须依赖具体的语境和操作程序,方能使相关的学术研究、法律实践走向客观化和科学化。     

试谈民族调查活动中的语言转述问题

我国民族学家费孝通对民族学调查工作作出几个核心问题的要求,其中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是整个调查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特别是进入陌生语境,语言转述问题成了两者最大的信息交流问题。通过田野调查活动分析调查中遇到的语言转述问题,为其他调查者提供参考作用。     

主体辨识与意义把握

无论自觉与否,主体辨识都伴随着文学阅读并影响意义把握.阅读策略的演变不能改变这一点.批评性阅读更要求有完整的主体辨识.翻译中的主体辨识成果则直接反映在译文中,对比一些译文片段可以看到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主体简并如何造成译文与原文的非必然差异.严格的主体辨识应当成为意义把握的客观性基础,文本形式分析应在此深入下去.     

论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

词汇的感情色彩依附于词义,具有客观固定性和社会性,并且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汇的感情色彩也随之改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意义感染”的概念,继而重点分析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发生的两大主要途径。根据经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最后对这类词汇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研究表明：意义感染后,词汇或是趋向于演变为禁忌语,继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或是作为委婉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迂回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

1999年4月,李绍明先生在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作了有关中国民族识别、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系列讲座.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的回顾中,李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这项民族工作的缘由--与社会性质和改革的关系和社会历史观的认知问题作了经验性的阐释,并对相关的理论和个案作了梳理,对特定政治场景中的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意与艺

东西方文化、艺术各有其优势.基于对"人"的认识不同,导致对文化、艺术认识的巨大差异,从而引出了种种艺术现象.对之进行比较与分析,去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二者既能相互交融,又能独立其间,是寻求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途径之一.     

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中的意义观探究

通过驳斥意义指称论,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哲学观。不过,该观点并没有从正面解释意义是什么,而是把问题的焦点引向语境,即强调词的意义要放在每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维氏在文中提到了苹果、红和五这三个词的区别,但关于这些词的意义,他并没有深入探讨。在研读《哲学研究》文本段落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探讨实体名词、抽象词、颜色词和数词的意义,并提出词的意义不是该词与外界事物的对应关系,而是形成于人脑中的抽象概念。     

风景及意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具有灿烂的传统,在民族艺术创造和精神活动甚至社会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诗歌在唐代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后来者不可企及的规范。但宋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诗歌创作陈陈相因。创造成为一种奢侈,摹仿成为唯一的可能。失去创新活力的诗歌在近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并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