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走进硕儒心宅--《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评介

蕺山刘宗周为明末硕儒,宋明理学之殿军。蕺山之学以理气生生为形上依托,以心性圆融为内在根据,以慎独诚意为证人工夫,以重建道德理性本体,弘扬儒学道统为宗旨。其学说是对明中后期兴起的心学思潮的理论总结和矫正。李振纲先生的《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版)一书紧扣晚明的历史文化背景,仔细体味文本语境,精心寻绎蕺山之学的内在理路,深入其精神实质,并直达其证人之境的思想巅峰。     

道德与天地：论新理学“境界”之如何可能——兼与邓联合博士商榷

冯友兰新理学的“境界”是以“觉解”为枢纽的。在新理学的境界思想中,“觉解”有“形上”和“形下”的两个向度。《新理学》严格区分了“形上”与“形下”;而在《新原人》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里,本来所严格区分的“形上”与“形下”又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从而使新理学之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实现成为可能。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

张岱年推崇张载，将其作为古典哲学唯物论的重要代表。早在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就强调张载在宇宙本根论上是一种唯物论。19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气”与“能”：《新理学》与《论道》之比较研究

《新理学》之“气”与《论道》之“能”都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料”。“气”的使用弥补了《新理学》形上本体“理之无能”,“能”的自性能动则保证了《论道》之“可能界”到“个体界”的顺利过渡。“气”与“能”的使用反映出通过强化逻辑分析法而建立形上学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意识不发达”的不足,使其形上学体系表现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特色,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问题。     

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论刘蕺山对理气论的重塑

刘蕺山的理气论是针对晚明理学之弊而发。为解决理学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从重新诠释体用思想开始,以合一思维取代分解思维。针对朱熹的理气论,他提出理气相即的思想,把理气论最后落脚点落在气上,重视气的承载性。他又把其理气论贯入心性论,通过性情、意念等概念的重新诠释,来解决理学心性论出现的问题。辗转救治之下,他所建构的重气的理气论开启了理学由虚向实的走向,成为明末清初学术转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张载心学结构发微

关于横渠学说为"气本论"或"气一元论"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从横渠学说的整体来看,他以"气"的升降屈伸论宇宙万物之生成为始,而以"心"统摄会归天下一切万物为终.前者是形下之器的世界的无尽展开,后者则是形上之道的世界的无穷开显,而性气合一或形上与形下合一的归极之所则在于"心".因此,就横渠学说之整体结构来看,乃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心学"构造.而以"气本论"或"气一元论"来概括横渠学说,实际上只注意到了横渠学说中"气"之形下开展的方面,是未必能得横渠学说之真际的.如必欲以某种"主义"来论定横渠之学,则恐不如称之为"性气不二论"为更能得其实情.     

析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观

周濂溪是理学的开山，后人已有界定。《通书》（即《潘志》中提到的《易通》是调敦颐最主要的著作，全书共四十章，二千八百三十二字，是古来篇幅最短的学术名著之一．尽管全书的结构并不严谨，但仍较全面地展示了周敦颐理学思想的体系。朱喜在《周子通书后记》里说：“《通书》大批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德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请德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之。”（《见晦庵先…     

蕺山思想的定位之争——由编订《刘子节要》的争议展开

恽日初与黄宗羲围绕《刘子节要》的编纂之争,是蕺山学派割裂的重大事件之一.具体来说,黄宗羲认为恽日初在撰写《刘子节要》时所选文字不当,缺失"诚意新论"的重要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先师论"意"的本来面目,忽略了蕺山学中"独体"和"意根"、"慎独"和"诚意"相连的趋向,故而不能真正明晰先师学说的特点和精髓.恽日初受朱学影响较深,倾向于以"总周程而折中朱王"来定位蕺山之学;黄宗羲则更重王学,认为蕺山之学的核心在修正和恢复王学的真面目:因此,黄恽之争的实质就表现为蕺山思想的定位问题.     

论刘宗周的唯意志论——兼论阳明心学的终结

以“慎独”为刘宗周学说的宗旨 ,为一些学者所公认。1 其实 ,“慎独”只是刘宗周中年的见解 ,其晚年已以“诚意”为核心。如其子刘氵勺所说 :“先君子之学。学圣人之诚者 ,始致力于主敬 ,中操功于慎独 ,而晚归本于诚意。”(《刘子全书》卷四十《先君蕺山先生年谱》,下引该书只注卷数与篇名 )刘氵勺在父亲在世时 ,随侍左右 ,在父亲去世后 ,筑起小楼 ,整理遗稿。对刘宗周思想演变之脉胳 ,刘氵勺自是一清二楚的。刘宗周早年从许孚远游学。许孚远受程朱理学影响甚深 ,因而刘宗周未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基本上在“主敬”里打转。 48岁那年 ,刘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