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歌的悖论

把1980年代以后的诗歌笼统地称为“先锋诗歌”会使“先锋”一词失去自身的涵义,不利于正确把握“先锋”的本质。在谈论先锋诗歌时必须谨慎从事,把那些真正具有先锋特点的作品和仅仅是冠以先锋之名的作品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不好把带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作品统称为“先锋作品”,因为创新性的作品和先锋性作品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是否打破了某种均衡。先锋派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极端性和破坏性,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求新而不惜打破创新与传统间的平衡,造成与传统的断裂。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智性写作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川、臧棣、欧阳江河、王家新、南野等先锋诗人的诗歌注重哲理思考与智性凝聚,讲求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形式本体性,突出诗歌写作的技巧意识与诗歌语言的精粹性质,并且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他们出色的写作理念与创作实绩,将30年代就已出现的智性诗歌写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谈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几种倾向

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死亡这一特殊的生命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死亡意识在先锋诗歌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一是通过死亡来反思、确证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草菅人命的"文革"进行否定与批判;二是将个体死亡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死亡成为民族重获新生的一种神话;三是将死亡作为一种艺术,诗歌成为一种潜在的或实际的自杀行为艺术.     

先锋性在于对当下生命的担当——论赵思运的先锋诗歌

赵思运的诗歌常常以日常化、生活化的细节提示人们看到生存背后的疼痛,在他平淡、怪谲的叙事背后是一个痛苦尖叫的灵魂。他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现象与实际存在中来,并且与“人的生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诗歌追求的是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代表了人挣扎和升华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其中蕴涵的精神的深度和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先锋性的精神品质。这种诗歌可能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90年代先锋诗歌的形式探索

90年代先锋诗歌在诗歌形式探索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叙事性的凸显和杂体共生性的试验,同时,汉语性和音乐性的追求,也使得90年代先锋诗歌更具艺术魅力。     

原创与实验--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艺术趋向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为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常常致力于意象与象征艺术的消解,重视日常性叙述和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性调试,在艺术上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这种原创性的实验和创新相连,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诗坛难以产生经典的恶果.     

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已走过了20余年的路程。新生代诗歌的想象力模式是＂生命经验—口语＂模式和＂灵魂超越—隐喻＂模式;9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想象力模式是＂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而90年代末至今,先锋诗歌进入了＂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日常经验—口语小型叙述＂模式。＂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广阔前景或自新之路。     

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

“口语写作”因过分强调反讽策略与反叛意识,过分关注诗歌“话语权”的斗争,不断消解了诗歌的诗意、诗性。海子、昌耀等诗人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践行了艺术本体的“歌唱性”,让诗歌回归艺术,回归内心。     

新发现的胡适轶文《中国的小说》及其意义

新发现的胡适轶文《中国的小说》系国内首次发表,是作者小说史观的一次系统表达,不但可以填补胡适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比,这篇讲演明显具有更加开放性的世界眼光,同时又强调要把小说的研究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无疑是开拓了一条新路。然而,忽视民族特点的坚持,在此文中也很明显,这也暴露了他的小说史观中的某些思想局限性。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论瞿秋白三农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历史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再次凸显,今已成为全党、全民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三农问题解决的程度。瞿秋白关于三农问题的哲学分析,对我们解决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启示:要求我们在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时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辩证全面又要抓住重点。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

“人民”一词的词义经历了从古义到今义的流变。“人民”的古义为“人类、百姓”或“糊涂无知的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阐释,“人民”一词的词义有了新的拓展,它包含了“权利、参政、当家作主”等新内容,“人民”词义的这种时间向度上(古今转化)的演化,向人们昭示着中国思想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德"字与德文化之渊源

“德”字的构造 ,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而“德”字的演变 ,更是紧密联系着中国传统德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儒家"反求诸己"教育方法的现实意义

当前德育的实效性存在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方法本身缺少"德性".弘扬儒家"反求诸己"教育方法有助于德育工作的改善.儒家认为,道德教育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教育必须首先反思教育者自己,这种真正具有"德性"意义的教育方法,对于改善当前因方法造成的德育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