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特质初探

如果我们对明代思想文化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明人思想之新颖,视野之开阔,兴趣之广泛,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加以探究,晚明文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奇、新、博、变四大特质。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

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吴承学小品文一体，滥觞于先秦，成型于六朝。然自宋代以来，小品文勃然而兴，由古文的蕞尔小邦蔚然而成大国，至晚明而极盛。正如明代人唐显悦所说：“小品一派，盛于昭代。”（《媚幽阁文娱序》）这既是晚明人的自诩，也是后人之公...     

“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明代的“中旨”由于从未形成确切的制度规定,因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明人政治观念与现实诉求而变化的可塑性认识而非固定的文书形式。在明代政治情境下,“中旨”具有内外两层政治意涵：一是作为王言象征的权威性与纯粹性,经由明代君主专制体制而得以确认;二是其名称中隐含与外廷相对的“非制”性,与阁票形成一种自明的对举关系。明代的中枢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由宦官、内阁、六科、部院构成一个亲疏降杀的层级体系,内廷与外廷的观念易受内阁倾向扰动,由此造成明人对中旨与票拟的矛盾态度,有异于学界的一般认识。中旨具有祖制合法性,在明代政治实践中多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为各种政治群体所利用。自晚明内外日益暌隔,内阁的内转趋势加强,中旨几成内外沟通的唯一手段,其在士大夫追美明初面议的前提下也被赋予王言的意义,在门户之争中发挥作用。联系明前期的面议君裁体制的崩解与随之而来的中枢权威的失落,晚明士人对中旨体制的体认,或可视为儒家理想诉诸祖制的一种方式。     

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论晚明实心任事的精神

探究晚明的“实学”思潮,在理论上可分为“明体适用”与“王霸并用”两派。而这一思潮的具体内容,则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 实心任事的精神;(二) 尚武精神;(三) 从“性理之学”转向“物理之学”;(四) 经世致用精神。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晚明实心任事的精神作一初步的探讨。一由于明代实行科举取士,自中期以后,进士一途实际上已成为仕进的唯一通路,所以士子往往将得中进士作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汲汲于功名富贵。父辈教育子弟读书,也往往是希望他们能够得中科第,至于那些立身行已的个人道德修养践履,却弃之不讲。这些士子往     

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由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看明代小说批评生态

明人笔记中包含丰富的小说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有明一代小说批评生态的独特样貌。明人小说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时文化小说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认识到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有些人则杂糅文化小说观与文学小说观。明代一些小说评论者对小说家创作心态、才情禀赋及其所处时代之文学生态、文化思潮尤为关注,这些要素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维度。明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作伪、禁毁以及《水浒传》在民间丰富多样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金瓶梅》在文人小说圈的流传,瞽目艺人的小说演说等,也是观照明代小说批评生态的重要视域。     

晚明小品与现代白话小品的文体特征

一“小品文”的文体概念,是一个流变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小品文虽古已有之,但以“小品”名集或指称某种文学形式,则始于明代中叶。如晚明陈继儒《晚堂香小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朱国桢《涌幢小品》等;也有辑录前代或当代小品的选本,如《皇明十六家小品》、《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之属。不以小品命名,实为小品专集的则有:郑元勋所辑《媚幽阁文娱》、卫泳的《古文小品冰雪携》等。不少论者都指出,上述明人选集显示了一个明显的偏至,即几乎将包括韵文在内的所有体裁都集纳于“小…     

晚明文人养生的身体再现与口语传承

晚明时期文人编撰了大量养生专书、日用类书和养生手册等,成为传承养生文化的重要力量.晚明养生文本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文人群体以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商业化为契机,将前代带有浓厚宗教、方技色彩的养生思维转换至广大下层民众之间,使晚明养生呈现通俗化、简明化的趋势.     

明代的运军

明代的运军陈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所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①。大规模的明官方漕运业中，存在着人数达十数万人的专业运输军队，明人称其为“运军”。这支庞大的运军对维持大部分时期里明王朝的漕运的正常进行，无疑发挥了极其...     

探寻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内在脉络——评《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晚明的思 想界 也非常活跃,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 是通过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而实现的,但其对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即高 扬个性成为这一思潮的明显特点。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至情”,李贽的“ 情 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晚明人士独 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南京大学思想…     

“汤沈之争”的美学意义

“汤沈之争”是指明代以汤显祖和沈璟为代表的两种戏曲流派的尖锐对立。对此明人已有评论,以后一直引人注目,成为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前人的评论多从创作理论入手,着眼于表层的“情”与“律”的矛盾,未能揭示出深层的审美观念之诋牾。本文试图从明中叶之后审美意识发生强烈嬗变,新旧审美观形成矛盾冲突的历史事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考察

晚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出版的极盛时代,也是古代茶书编撰出版的繁荣时期。晚明编撰出版的茶书约占历代茶书的半壁江山,而且大量刊刻以《茶经》为代表的前代茶书;茶书编撰体式可分为撰述类、编辑类和汇抄类三种,推动着茶文化知识体系的重构;茶书的作者以江南地区的山人墨客群体为主,其刊刻者则以书坊为主力;茶书的读者,是日益扩大的文人阶层;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反映了明代茶文化的转型特征,也形塑着茶人生活的品格,是观照晚明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     

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晚明清初的学术思想,一直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学术史时段来讨论,大致不出以下两种情况:一、因研究明末清初的某个或若干个思想家,在追溯其师承关系时,往往不得不追溯到晚明;二是在讨论清代学术的渊源时,也不得不从晚明学术寻找其学术“基因”,如研究清初的经世之学,便会从学术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而研究清代盛行的考证学,则可追溯到明代中后期。这两种研究方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倒放电影”或“由果溯因”,即带着某种预设去追寻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这对厘清某种学术或思想的…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明代商业出版的历史定位及启示

明代出版业虽然空前繁荣,特别是以坊刻为主体的商业出版,更是达至鼎盛,但由于明代出版业中存在盗版翻刻、托名作伪、妄加删改、肆意拼凑、易名挖版、校勘不精,因此历代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实际上这是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评价明代的商业出版,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明代商业出版改变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文化的下移和晚明多元文化的形成,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兴起。因此,明代商业出版是多元文化的酵母,是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助推器,对于今天出版业的发展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