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社会弱势人群和艾滋病性传播的桥梁人群,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引起关注。本文采取社会文化研究视角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贫困、性观念较开放、性知识缺乏、婚姻习俗、转婚传统、使用汉语能力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文化结构失范、宗教信仰约束力减弱、医疗服务条件较差等因素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生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应针对相关因素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及预防干预。     

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

与中国30年的艾滋病防治历史相对应,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的发展可分为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艾滋围追堵截期(1989-1994)、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科学防治艾滋期(2005-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有五个特点: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参与模式;预防为主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模式;以科学为本吸收国际经验并适合国情的艾滋病防治制度;比较完善的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制度;‘防治’与‘打击’并重,法律灵活服务于艾滋病防治。就防治艾滋病相关法律政策而言,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国家。     

架起科学与社区的桥梁--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综述

2005年7月在日本神户召开了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大会侧重讨论了当前在为全球300万艾滋病患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在流动人口中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策略,并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方面形成共识。     

艾滋病防治地方立法的障碍

艾滋病的发生和传播成为当前世界性的难题,并且从经济问题演化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通过立法防治艾滋病被认为是治本之策,各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但是,与艾滋病防治本身存在诸多困难一样,艾滋病立法同样面临诸多难题,主要有人权障碍、立法权障碍、道德观念障碍、部门协调障碍、立法和防治技术障碍等。正确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障碍才是艾滋病防治及其立法迈出的第一步。     

艾滋病疫情发展及防控中的伦理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形势严峻,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高发的隐患因素;艾滋病给个人及其家庭、社区和社会造成一系列的破坏作用;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存在着诸多伦理问题。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梳理和分别研究,是制订防治艾滋病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重要基础,也是公众正确对待艾滋病问题和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认识基础。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HIV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 ,艾滋病并非仅仅是HIV的感染及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 ,在HIV的传播和艾滋病的患病过程中 ,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HIV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 ,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 ,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艾滋病传播目前在我国呈上升并有加快的趋势。从公共经济学视角以公共物品为切入点分析,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需要政府适当介入,并通过探讨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模式,以及在立宪层次给予防治政策的正当性说明,给出一个可能的有关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建构

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这已经成为国际及国内艾滋病防治及研究者的共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开展对艾滋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完善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体系,但尚存在不足,必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的实现。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福利失衡研究

教育是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所系。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流动人口迅猛发展的产物,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使我国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有学者指出,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成为我国普及与落实义务教育的新难点。本文从我国教育福利失衡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出路。     

社区照顾及其在艾滋病防治中的应用

目前,传统艾滋病防治模式与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日益恶化的趋势,社区关怀护理模式开始介入世界各国的艾滋病防治过程;分析传统艾滋病防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探讨社区照顾模式在艾滋病防治中运用;提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支持和家庭关怀服务模式的建议.     

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

艾滋病的泛滥和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以联合国为主导,各主权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艾滋病防控监测机制、发展国际综合防治体制、援助发展中国家、明确国际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随着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中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确立,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非政府间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渗透,国际合作中人权保护的新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得以创新和超越。     

浅析艾滋病患者的消费权益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里,艾滋病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各国政府都在为防治艾滋病作出不懈的努力。医学上的努力仅仅只是解决了艾滋病病毒本身,但不能够应对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此前,中央部门及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等有300多部,但随着艾滋病防治实践的发展,这些法规的质量已经越来越不能经受更多的考验,艾滋病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在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缺少效力更高的专门法律,且很多是计划经济思维下出台的,已经不适应现在形势的需要。而且一些法规的具体规定存在规则冲突和制度矛盾,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权益保护,也没有在立法上给予充分重视,大多是原则性条款,有的甚至是空白,艾滋病立法上的这一现状要求艾滋病防治立法要统一化、专门化[1]。在种种法律规制中,对HIV感染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过于狭窄,在HIV患者接受国家救助时,涉及到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立法保护更是微乎其微,本文将就其消费权益保护提出浅薄的建议。     

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全面开展常规检测探究

艾滋病检测人数少、检测时间晚已经成为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其原因有：现有检测方式存在自身缺陷、不利社会环境的影响、宣传不到位等诸多制约因素。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拓展新的检测渠道。开展知情不拒绝（opt-out）进路的艾滋病常规化检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能够很好克服现有检测方式的不足,淡化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希望破解检测之瓶颈。     

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与大城市发展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以农民工为主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获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从就业形态来看,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严重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在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城市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变农民工为市民,相应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口社会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制度因素四个方面对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决定其居留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探讨,发现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外出工作年限等因素显著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落户,并由此得出三点结论:一是经济因素是影响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居留的显著要素;二是受教育程度逐渐成为流动人口能否在东部地区居留落户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保险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养老保险来说,流动人口更加注重医疗保险的获取。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ＨＩＶ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艾滋病并非仅仅是ＨＩＶ的感染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在ＨＩＶ的传播和艾滋的患病过程中,社会、文化和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ＨＩＶ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口才和ＨＩＶ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与犯罪在历史周期、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其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相互关系成为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低收入、高财产犯罪是我国流动人口及其犯罪的显著特征,犯罪经济学有关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文献日益增多.从流动人口与犯罪,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研究展望.     

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北京市流动人口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北京市流动人口政策经历了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的演变过程。由于北京市流动人口融合政策刚刚起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成为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建议重点排除流动人口的融合障碍,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并加强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监管和全国性协调,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