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金文看商族的母性崇拜

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族起源来看，商族尊崇母性。《诗经·商颂》中的《长发》和《玄鸟》记载的传说是，商的起源是因为有娀女简狄，因上帝命玄鸟给简狄送来鸟卵，简狄食后诞生了商。从出土铜器玄妇壶上的图形铭文来看，可以印证商代的母性崇拜。从记载规模巨大的祭祀“帚(妇)”及“上帝娶妇好”的卜辞来看，商族的母性崇拜是很鲜明的。     

“鬼”字的用法与鬼魂崇拜

“人所归为鬼”。鬼魂崇拜对“鬼”字的用法是有一定影响的,本文就该问题分析了现代汉语中“鬼”字的用法,既说明“鬼”字用法的发展,也说明语言文字与文化意识的关系     

“乌”族词的文化内涵

“乌”族词的形成源于乌鸦的外形特点和生活习性,又蕴含了汉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乌”族词可以分为形象词语和象征词语两部分。形象词语又以视觉形象居多。象征词语包括借物征取义和借谐音取义两类。     

关于穆昆与满洲“前四旗”问题──兼析八固山的建立

史学界个别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四穆昆即是“前四旗”。本文则认为,四穆昆并非“前四旗”,1615年努尔哈赤将四穆昆析置为八固山,建州女真社会组织才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后,“穆昆”便成为“家族”的满语音。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从周代金文看祖先神崇拜的二重性特点

周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为研究周代的祖先神崇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据青铜器铭文材料显示,西周春秋时先民的祖先神崇拜一方面体现着报恩的孝道思想,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功利性的向祖先神祈福求佑的思想,反映了周代祖先神崇拜的双重性的特点.     

中国有孔子崇拜吗？——12280份问卷的统计分析

在“中华民族崇拜问题”的课题研究中，各项问卷统计表明，孔子在“已成为民族崇拜的历史人物”中居于前列，当今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对孔子“崇拜”的意愿和趋向，孔子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代表。     

论族群符号边界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族群符号边界的建构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分为＂我族＂和＂他族＂,这种类别的划分无形中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树立一个屏障。族群社会分类的过程,也就是＂我族＂之间的相似不断得到强化,＂我族＂与＂他族＂之间差异性得到强化的过程,这种强化的结果是＂我族＂与＂他族＂发生严重异化,从而阻碍＂我族＂与＂他族＂之间的人际互动、族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族际通婚。     

“小地方大历史”: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再考——基于多语种史料和田野工作

倒淌河蒙古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北部。海南州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该村境内。关于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以往研究因缺乏运用多语种史料、忽略蒙古族历史的"游牧特征"和田野工作等缘故,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漏。本文基于汉、蒙古、藏等多语种史料的佐证和田野工作,对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主要由三个不同札萨克旗人组成,分别为和硕特南右翼末旗的"居里盖蒙古"、土尔扈特西旗的"托里合蒙古"、和硕特西右翼中旗的"台吉乃尔蒙古"。其中,"居里盖蒙古"和"托里合蒙古"为该村原住民,人口占多数";台吉乃尔蒙古"后来入居,人口占少数。     

从甲骨文看疍民的起源与变迁

疍民文化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和地区均有传播。疍民的起源与变迁的脉络尚无确切定论。蜑字虽然在主要甲骨文字典中没有收录,但甲骨文蚩字却隐含了与蜑相关的许多信息。蜑不仅与蚩高度相关,而且与蛮夷关系密切。古代蜑人不仅指水上居民,也包括山地居民。传统的观点认为,疍民源于古代的蜑人,这个结论还当存疑。现代的疍民继承了古代蜑人的生活方式,但未必继承了族源关系。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释“[麦连][麦善]”

张颔先生释傅山《[麦连][麦善][口温]陀南赋》之“[麦连][麦善]”为一种以莜面为原料的山西风味食物，其解释不甚准确。“[麦连][麦善]”实为“碾转”，是我国古代产麦区把将熟尚未熟的青麦磨制而成、以庆贺麦收的一种尝新风俗。     

解读汉民族潜意识的文本

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历史给文化留下的踪迹(trace),尤其是语词的意义变化之后原有的义项留下的踪迹,往往以潜意识的形式影响本族语者的认知和行为.汉字由象形字转化而来.原始的图画从象似性变为索引性和指称性,外延变成了内涵.作为踪迹发挥作用的具象性从整体上桎梏着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文化的观念模型完全集中在三个关键的汉字"易"、"仁"、"祖"的意义之内.外延封闭内涵进一步加强了踪迹塑造中国人的人格、性格、品格的潜意识效应.     

论老子之“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之统一

本文认为,人们对老子的"道"及其"有""无"三概念之间的关系迄今还存在误解,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老子>中的"道"有两个维度,一指向"存在",即超验、终极、本真的存在;一指向"应为",即现实世界中万物应遵循的规律.而其"有""无"都只指向可感的经验世界,与"道"并非同质的概念.因此,从概念上来说,"道"非"有"非"无",亦非二者的统一.     

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齐俗“喜夸诈”的起因及表现

沿海的齐文化是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人们"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要推销自己的商品,形成了夸诈之俗.夸诈之俗的负面影响是使吹牛浮夸之风盛行,不求真务实,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滥竽充数者有之,华而不实者有之,鸟有子虚者有之.其正面影响是激发思维创新,促进思想的活跃、文化的开放、教育的发展、科技的发达、逻辑思维的提高及学术文化的繁荣.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比德于众禽——也论中国古代的“比德”观

"比德"是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比德的目的不在于关照自然,而在于"德法自然"。其理论内涵远远超过了学界所界定的自然审美观范畴。"比德"的范围很广,不限于山水玉石花草树木,还包括学界所忽视的飞禽走兽,其影响甚至渗入了古代的礼仪习俗。"比德"的思想根源是"天人合一"自然价值观,其思维方式则是"引譬联类"的类比联想。     

采莲探源

“采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采莲分为秋天的“采莲子”与春夏之交的“采新莲”;文学作品中的“采莲”,多为描绘春夏之交的采新莲。从发生的地域上看,“采新莲”最早产生于古代荆楚“江南”地区,是古代江南地区的端午民俗,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