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法律人 先须律己

元代著名曲学家、曲作家周德清的曲学名著《中原音韵》中的曲论部分《作词十法》，首次对北曲文辞创作的要领、规律、禁忌、法则等进行研究，其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被时人及后人悬为定例。然而他本人的曲作却不能完全达到他自己提出的作曲要求和标准。这表现了他的曲论的某些局限性，以及他分别作为曲论家和曲作家时客观和主观的差异，也体现了当时文坛的风尚。     

从《联对作法》看蔡东藩的联律观

《联对作法》一书之理论部分集中阐述了蔡东藩的联律观.其"偶句"主要讲对联应讲求传统对仗,个别地方为"不以文害词"可以适当放宽,但对"自对"未能认识完全,容忍某些因"集古仿古"而失对者亦不妥."修词"讲对联之写作应切题切时切地切人切事,兼及"文境"."谐音"揭示了对联声律规则马蹄韵的锥形,只是每边一到四句贯彻尚不彻底,五句以上的规则则完全没有弄清.     

从《联对作法》看蔡东藩的联律观

《联对作法》一书之理论部分集中阐述了蔡东藩的联律观。其“偶句”主要讲对联应讲求传统对仗 ,个别地方为“不以文害词”可以适当放宽 ,但对“自对”未能认识完全 ,容忍某些因“集古仿古”而失对者亦不妥。“修词”讲对联之写作应切题切时切地切人切事 ,兼及“文境”。“谐音”揭示了对联声律规则马蹄韵的锥形 ,只是每边一到四句贯彻尚不彻底 ,五句以上的规则则完全没有弄清     

论权利冲突--从其构成角度分析

权利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与权利的一种关系,而非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利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支配资格,这种支配性具有对应性,即权利被特定主体支配就排除了其他主体对该客体的再行支配。同一客体若被不同主体支配就意味着会发生冲突。作为法律现象的权利冲突,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一方面要有权利的合法存在,此乃权利冲突的界定基准;另一方面要主体的多元化和客体的一元性,这是权利冲突的主客体条件。同时具备上述两方面条件,方能构成“权利—权利”的冲突。     

从人的生成论人的本质

人既是自然的存在,更是社会的存在,同时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人获得了生命还不是真正完备的人。人要成为人,必须经历两次双重的生成过程。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的本质的形成和变化起着决定作用。人的类本质是社会劳动实践,人的个体本质在于其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所作所为”。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高级动物,是思维的花朵,是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     

从人的自由论国企改革

人的自由乃是社会经济和全部文明的基础。在人的各种自由中,人的经济自由是最根本的。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厂长和职工)都被以国家的名义取消或束缚了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追求,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自由。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就合乎逻辑地以尊重与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与自由为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切实转变体制,实现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合理调整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尊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保护国有企业职工的权益和自由;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论对医学的全面理解--从中医理论对人的理解来看

各种医学理论及体系、医疗方法等多元医学实践活动的存在 ,共同构筑现代医学的整体内涵。对医学进行全面理解的观点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医学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学科。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不足 ,中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在强调人的因素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     

从法家三期论看律学的兴起与衰落

从汉初至清末,传统中国的律学经历了两千年的演进过程。律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可以在法家三期论的理论框架下予以透视。在法家第一期,当法家学说从显学转为潜学之际,律学开始兴起。清朝末年,随着新战国时代的来临,法家第二期随之兴起,律学则随之走向衰落与终结。立足于法家第三期所形成的距离感,回望律学的兴起与衰微,可以较好地解释律学、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律学是法家学说一个局部的技术化表达;律学可以对应于法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那就是刑法解释学;法家学说与法学只有少量的交叉,多数内容是各行其是。     

遗失的美好--从哈代诗歌解读其人生哲学

研究指出,托马斯·哈代一直以小说家的身份受到各界的关注,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哈代的诗歌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他的诗歌既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也没有现代主义的极端激进,而是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些思想深刻、内容充实的诗篇为处于浪漫主义末流的沉闷的维多利亚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本文试图从诗人的诗歌主题和内容着手,分别从哈代的爱情观、人生观、自然观三个方面来追寻文字背后其独特的人生哲学,追寻作者心目中那遗失的美好。     

从周作人的金石事论其性情

周作人对印章、碑版长期把玩、一度沉迷,本文主要从他的日记、散文兼及旁人回忆他的文字中系统搜集、梳理了相关的信息。了解周作人的这类“玩物”事情,有助于我们窥探其心性之本色;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无尽的“小事不糊涂”与仕伪等“大事糊涂”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