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证技术在查账中的应用与思考

经济案件查账中的"取证难,认证难",一直是经侦理论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从物证技术出发,围绕笔迹、纸张、墨水油墨、墨粉、粘合剂、朱墨笔迹交叉时序、电子物证检验等物证技术的使用,梳理和探讨了物证技术在经济案件查账中的应用。     

论物证及其事实信息的收集

物证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在证据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证据中所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为标准对物证进行重新定义的前提下，对物证的证据机理、物证的收集以及物证中案件事实信息的识别、提取和固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物证技术的误差控制及其完善

物证技术的误差控制是质量控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物证技术是案件侦破的重要工具之一,任何技术都不能避免误差的存在,只能确定所得结果的误差范围。合理有效地对物证技术的误差加以控制,对侦破案件有着重要的意义。完善物证技术的误差控制,可以有效发挥物证的证明力,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与公正。     

物证定义新解

物证历来是深受世界各国司法实践和证据理论重视的一种证据形式 ,本文在比较我国目前关于物证的定义与特点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将物证重新定义为“以其客观存在或与外界的客观联系证明与案件相关的一切事实的物体和痕迹” ;认为物证同人证、书证以及其他证据形式相比 ,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是关于物证基础理论的研究 ,目的在于为制定我国证据法规则提供理论基础     

仪器分析与法庭化学

在法庭化学中,用高灵敏度仪器分析方法研究微量物证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通过仪器分析不仅能够确定微量物证的组成 组分和结构,而且还能借助有效成分更精细地刻画其形成及变化规律 推断其来源,确定微量物证与案件的关系。色谱、色质联用、毛细管电泳和分子光谱法对毒物、毒品、炸药和染料等有机类物证及物证中有机成分的分析 充分显示了这些分析技术在鉴定微量物证中的优势。     

勘验笔录证据地位探讨

勘验笔录与书证都是以书面形式、文字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证作为判断事实的根据实质上是以观察物证所得的结果为证据,而通过观察所得的结果其实属于勘验的范畴。因此,我国立法虽然将勘验笔录作为独立证据,但存在将其归入物证、书证的争论。本文从理论研究、立法技术、历史因素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对勘验笔录证据地位产生争议的原因,对争议的内容进行了评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它的独立证据地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人工智能时代物证技术新发展及其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犯罪分子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变得尤为常见，这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刑事侦查工作中的一个难题。近年来，物证技术不断革新与发展，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取证工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也促进了我国刑侦司法体制的完善，但当前的刑侦技术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文章认为，将区块链技术、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侦查取证工作中，能够突破传统刑侦物证技术的局限，有助于提升取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高刑侦工作的效能，最终有效地维护司法权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物证技术的迭代更新，智慧物证将对刑事侦查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智能物证技术同智能化分析系统的融合，能够在视频侦查、生物特征识别侦查及情报数据智能研判中，为打击犯罪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以案说理--浅谈微量物证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真空技术、显微技术、红外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微量物证的检验手段越来越先进，检验方法越来越多样，检验的结果越来越精准，使得微量物证在揭露和证实犯罪、缩小侦查范围及为法庭提供证据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居民小区，有多少安全隐患亟待铲除

据《北京晨报》2月16日报道：中国物证技术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立根于1月24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2月15日，徐老的家人向记者讲述了徐老意外去世的经过。这是徐老去世后，家人首次披露其去世真相一代物证鉴定泰斗居然是被小区内隔离铁链绊倒、摔伤内脏不治身亡的。据徐老的夫人肖老师回忆，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数字证据对我国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现代数字化技术冲击着传统法律规则 ,对于数字化技术引发的各类新问题 ,各国的解决方式一般是或者扩大解释原有法律 ,或者重新立法。我国在实体法中对这些问题已进行了初步解决 ,但在程序法上还没有解决方案出现 ,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 ,探求解决方法。从各国电子商务法的订立中可看到 ,对与此有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应紧密结合其技术特点。数字与数字化过程对民事证据体系的影响 ;数字证据本身的技术性特点 ;以及使用数字证据概念来定义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应作为民事证据的资料 ,并列入民事证据体系中 ,而不应使用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概念 ;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书证的关系 ,进行数字证据规则设计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完善庭前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

举证制度关乎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高效与否 ,庭前证据交换是举证制度的关键环节。针对我国现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纰漏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从审判实务的角度阐述了完善证据交换制度的一些设想。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直面“孤证”:态度·方法·价值

“孤证不立”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当代文学史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性”。“毛罗对话”、“关于《古船》的指示”、多多的“白洋淀诗歌”与“路遥转让工作名额”事件，均为文学史孤证，却能在史实晦暗难明的情况下，显现历史真相的冰山一角，成为撬动历史真相的第一把“杠杆”，具有不容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一条孤证引发证实与证伪的学术讨论，将被埋没的史实钩沉出来，就是孤证的独特价值。“证实”孤证，给还原历史史实以有力的启迪或深刻的暗示，循着孤证线索建立完整的证据链；“证伪”孤证激发人们钩沉历史真相的兴趣，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孤证，当孤证尚孤之时，给予孤证足够的尊重和宽容，不能用简单的真假判断将孤证封杀在摇篮里。对待孤证，既要坚持“孤证不立”“孤证不举”的学术规范，亦当充分考虑当代文学当代性、现场感，采取“孤证不废”的策略，建立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的史料学态度与方法。     

数字电子证据的定性与归类

数字电子证据的出现和普遍地被适用几乎颠覆了人们关于司法证据系统整体性的传统认识。现阶段,人们惯常地将数字电子证据纳入传统的视听资料证据类型中加以规制和判定,这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事实,直接导致我国现阶段数字电子证据类型化实践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整个证据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此,必须认真地甄别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以及电子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本质差异性,其中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合理的界定数字电子证据本身的属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归类。在法理和逻辑上,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应并列隶属于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和独立的证据类别,电子证据宜成为我国法定证据类型中的“第七类”,亟待立法予以规定或确认。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对视听资料法律地位的再思考

对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独立论”与“非独立论”之争。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视听资料应当包括什么范围。范围的确定应从视听资料的语词分析和立法考察中得出,它包括音像证据和计算机证据。“独立论”与“非独立论”之争可转换为视听资料应否归入书证的问题。音像证据和计算机证据归入书证具有部分合理性,但在我国语境下不适用。明确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建立运用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证据调查程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