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群像——井上靖历史小说人物分析

井上靖在其创作的历史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物形象,从文学分析的角度可将其定位为"脱落者"与"边缘人",正是这样一批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看似平淡无奇的生命轨迹构成了井上靖历史小说的主体脉络,而这一系列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表现出作家对平凡个体生存命运的关注,亦反映出作家对日本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文化心态中的民族忧患意识。     

论苏曼殊小说的空间表意实践——一种地志符号学的考察

晚清重要作家苏曼殊的生活轨迹与其作品文本的空间书写呈现为复杂密切的关联。他的各篇小说共同呈现出三个基本的文化/概念空间:"红尘故土"、"异域原乡"与"精神异乡",构造这三种空间的观念模式正是文学幻想的发生器,小说的文学世界也划分出三种地理空间:现实乱世、乌托邦与异托邦。作家凭借主体性想象与捕捉,把现实的跨国、跨地域的地理空间与抽象的多元文化空间共同整合在话语建构的文学文本空间之中。从文学文本出发,我们可以从叙事学中开辟出一种关于地图谱系和表意空间的地志符号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性

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学的三个文化特性:其一,作家的官吏化造成了作家的非职业性、官场风气与官宦价值观对文学的渗透,致使作家思想不自由、写作时间与精力有限、作品数量偏少等缺陷;其二,"现世主义"态度使作家注重现世人生、缺乏宗教热情与来世关怀;其三,"非个性主义"倾向造成作家作品社会描写过剩,个性表现、自我解剖与忏悔精神贫弱,对内心世界与灵魂痛苦的深度探索不足.     

心理维度下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的自我剖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别有特色的乱世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枝奇葩,此期文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从心理维度考察分析作家作品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与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至今研究不多.文章以魏晋南北朝时困厄文人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心理期待的视野下,通过困厄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及其自我实现方式的心灵慰藉的分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执着型、超越型和沉潜型,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及作家生活经历的关系.     

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后诺奖"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三个问题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与其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又吸引了一批翻译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全世界传播和接受。第二是文学经典与文学标准问题。诺奖的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最优秀的作品是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这些文学经典绝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结果,它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和标准。第三是"诺奖"之后的问题。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     

张爱玲的乱世创伤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章根据＂刺激—回应＂的理论模式,解析张爱玲的乱世创伤的缘由,以及这一乱世创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弥漫着郁郁苍苍的乱世之感,这种乱世之感主要来自于作家切实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创伤记忆的展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风格即沉重与闲适;二是通过对婚姻和家的渴求的热衷,刻画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苏格兰文学"概念在中国的缺失与建构路径

百余年来受牛津或剑桥所主导的主流英国文学史的影响,汉译苏格兰作家作品没能建立起"苏格兰文学"的概念。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译彭斯、司各特、拜伦、斯蒂文森和柯南·道尔等属于英国文学经典,更是苏格兰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重译尤其要凸显作品中的苏格兰诉求,以及补充尚未汉译的苏格兰文学经典作品。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妥协的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色·戒》与《海的沉默》之校读

张爱玲描写沦陷区男女情的小说<色·戒>和法国作家韦科尔的抵抗名作<海的沉默>,都是以男女之爱写人性人情的文学,但因作家人生态度及审美理想的异趣.张爱玲的<色·戒>在乱世奇情中难免有借情性文饰妥协的嫌疑;而韦科尔则力求曲折地表达不屈的人性和抵抗的意志.但两者都是"人的文学",区别只在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对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当破除对它们笼统的盲目的执迷,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论贾仲名的三种恋情剧

明代杂剧作家贾仲名的作品,在当时以香艳华丽著称,然而被近现代的各种戏曲史、文学史认为关目曲辞均平凡。考虑到贾仲名杂剧的演出场所和御用文人的创作身份,不难理解在那些看来空洞的伦理掩饰下,杂剧是如何将男女的物欲、情欲或酣畅、或委婉地表达出来。仅以他的三种恋情剧为例,从性别的文化意义视角来解读贾仲名的这类剧作。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描写了一个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美国南方孩子.这个孩子始终被称为“他”,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说中“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被剥夺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而小说结尾处“他”被送往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他”既遭受了老南方的否定,又遭受了新南方的抛弃,“他”陷入到被历史与现实双重抛弃的处境之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南方女作家,波特在《他》中表达了南北战争战败后美国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他》中那个无名的孩子正是波特这一代新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焦虑的形象化体现.     

新感觉派的背叛--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一种读解

川端康成文学是日本传统文化底蕴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伊豆的舞女>则是他告别新感觉派、打造独特的文学之路的最初尝试,堪称川端康成文学之花的蓓蕾.在清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背后,含蓄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潜在主题.     

索尔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的创作风格

作为20世纪引人注目的俄侨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以及传奇的一生越来越受到俄罗斯人民和世界各图文学家的关注,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因其复杂的经历而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这位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唯灵主义作家,对道德和真理的探求体现出俄罗斯文学的悠久传统,并将这种传统应用于小说<古拉格群岛>的创作中.作家在作品中以"写真实"的写作手法,以发散性的风格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     

“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写作

如果把那些以作者对事件的亲历性去感动人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视为已有的“表达范式”的话 ,那么 ,对那些以其独具的言说形式逸出了我们已有的认知经验的作品 ,则可归入“另类写作”的范畴。它们的出现 ,对改变“新移民文学”的言说形式 ,提高整个“新移民文学”的艺术层次 ,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贾平凹及其文学的文化意义新探

西部著名作家贾平凹及其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毁誉皆有,纷争不断。然而,饱尝艰辛和辉煌的贾平凹,对文学的热望始终不改。贾平凹及其文学多年来一直引领着中国寻根文学、三农文学、先锋文学等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世界水平。贾平凹及其文学激发起了陕西、西部乃至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人们对文学的关注热情,提升了中国华文文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贾平凹及其文学的研究（简称贾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坛一门显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以“物”见“文”——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旨趣初探

作家沈从文名扬世界,史家沈从文却仍少有知音。学界在推崇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同时,对其研究旨趣和方法却不太关心。至于作家沈从文和史家沈从文之间内在的脉络关联,则无论文学界还是史学界都还没有认真寻觅分析,多半都简单地将其断为两截。当作家沈从文早已从寂寞中走出,成今日文学史中一颗耀眼的星辰时,史家沈从文却依然寂寞,这是不应该的。沈从文由文物入手,不仅开出了一条独特的史学之路,而且也为其早年追求的人性筑起一座新的庙堂。史家沈从文是作家沈从文的蜕变,而不是死亡。     

韩起祥说书的民间性阐释

延安时期对民间艺人的改造,使得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批艺人创作者,新说书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韩起祥成为典范。他创作了大量的新书,作品公开出版,被冠以“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使得后人对其说书的民间文学性质产生了质疑。经过对韩起祥说书进行剖析,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具有口头性特征,这对民间文学而言具有质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