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挫折视域下“好心没好报”现象探究

道德挫折是利他行为者遭到受助者消极或恶意回应而产生的心理挫折形式,其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好心没好报”,并由此而产生“助人不乐”的情绪后果。从道德挫折的视角探讨“好心没好报”现象,提出了对树立道德榜样、重建评价机制、提倡道德优先、坚持助人为乐的社会倡导,以期为诸多受教育者提供重要的行为抉择。     

网络舆论危机的道德审视及其调整的道德原则

网络舆论危机是社会现实危机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传播形式,它包括酝酿、发展、爆发三个阶段.网络舆论危机道德层面的主要表现为舆论内容的非道德性与舆论评价的非道德性.就其危机生成的原因,从道德层面分析主要包括网络道德虚拟性、媒介的价值偏好、网络道德规范的滞后与公众情感的偏执.网络舆论引导应该坚持舆论主体的主体性原则,现实社会“良序”道德的指导原则,以及理性的道德原则.     

试论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的对立及其化解

本文阐述了社会道德与信仰的不可分离性——社会道德是一种信仰化存在。同时分析了,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社会道德整体上又是不断变化的。并认为,社会道德的信仰性与变迁性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主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两种矛盾对立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我们化解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对道德主体的矛盾要求,从而既坚守道德信仰又恰当地推动社会道德变迁的几种有效途径。     

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长株潭案例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主要体现在节约使用资源、友好善待环境、大力创新科技、践行公平原则等方面,其道德属性与特征主要有自觉自愿性、无偿性与预防性.需要通过回归良心、坚定道德信仰、进行绿色生产、建立与完善道德诚信及社会监督体系等举措,才能有效促使企业家的环境道德责任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良性运行.     

“道德进步论”与“俱分进化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二

在道德起源论方面,梁启超比较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影响,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物;章太炎则主要从中国传统的“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本源。在对社会道德现状的评估方面,梁启超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堕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将发明新道德的希望寄托在新式知识分子身上;章太炎则认为道德状况受社会职业的影响,认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知识水平、政治地位的高低成反比,并特别认为知识分子“率多无行”。梁启超认为道德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其水平,实现全人类道德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所决定的;章太炎则提出“俱分进化论”,并由此得出否定进化,否定人类道德发展的结论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论《石点头》中道德说教的产生原因

通过《石点头》中出现的道德说教,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道德说教产生的原因,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简述其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产生,从此“士”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为拯救社会、恢复社会的正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至封建社会的末期都是如此。使得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说教,小说亦然。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道德法律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

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水平整体滑坡的现状 ,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应对策略。这种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 ,在逻辑前提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漏洞。从事实层面上看 ,“道德法律化”是一个虚假命题 ,是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 ;从价值层面上看 ,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 ,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     

变化与统合：动力系统思维下的儿童道德动机与发展

Kaplan 将道德动机的“实时”过程与道德发展的“长时”进程嵌套,以单维时间尺度统贯道德判断与行为得以产生背后 的多重知、情要素。从非线性系统论的动力系统方法出发,强调洞悉道德发展的关键在于理解道德动机过程的复杂性与动态 性、自组织与自调节机制,以及个体化与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思维方法在抛却简单线性、分离静态的道德发展观的同时,也为 更细致地理解道德发展与学前儿童道德教育贡献了其应有价值。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