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应对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依然严重的鼠疫流行给执政初期的党和政府以严峻的执政考验,促使东北地区党和政府与社会积极应对。不仅迅速成立了专业鼠疫防治机构,组织实施了有效的疫区处理工作,开展了积极的鼠疫临床治疗,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鼠疫救疗机制,而且从群众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两个方面迅速建立了较为严格的鼠疫疫情报告制度;实施了积极的鼠疫预防接种,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及环境卫生工作,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宣传与教育等。初步建立了颇为完善的鼠疫预防机制,从而为东北地区的鼠疫防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奠定了牢固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14-17世纪意大利鼠疫与公共卫生应对

公元14-17世纪,鼠疫侵袭了意大利各个城市国家,导致城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阻碍了正常的经贸往来,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激发了人们对疫情的应对思考和医学关切。为了消灭鼠疫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意大利城市政府迅速从失序的状态中恢复政治职能,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完善公共卫生机构;出台隔离政策,开展隔离防控,禁止受感染的人员和物品流通;建立鼠疫医院,诊断患者病情,给予其护理和安慰,推进公共治疗。意大利城市政府围绕公共卫生展开的综合施策,有效地抑制了鼠疫的地域传播,推动了近代早期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但在早期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对鼠疫科学认知有限、与社会传统文化冲突、与部分阶层利益相抵等问题和矛盾。从中可见,意大利公共卫生体系形塑的曲折与复杂。     

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清政府应对1910年末到1911年初东北三省鼠疫过程中,认识到亟须向国外学习先进的防控经验的前提下召开的。会议由中国倡议并主办,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从1911年4月3日（三月初五日）至4月28日（三月三十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其间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决议45项,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次国际会议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事业的发展。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由清政府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清代中后期荆楚文化对湖北民间宗教信仰传播的影响

以前论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观念对民间宗教信仰传播的影响,至于从区域文化特征加以深刻论述的论著更不多见。荆楚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而每一种因素对文化影响的力度则因时因地而异。因此荆楚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对湖北民间宗教信仰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     

鼠疫菌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对人的危害是毁灭性的。本文主要阐述了鼠疫的各种检测方法,并对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     

近代早期伦敦鼠疫的社会危害

近代早期,伦敦鼠疫频发,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不仅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工商业正常发展受阻,也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些危害中可以窥探到灾难面前伦敦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

腾冲细菌战由于它的战略意义和伤亡人数成为重要的日本侵华细菌战之一.而对腾冲细菌战的研究现状、战略意图、细菌战过程和影响以及重庆国民政府1944～1945年对腾冲鼠疫的防治进行客观分析,将有助于史学界对日军侵华细菌战有更深入的了解.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同光之际两湖地区淮盐引地规复之争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淮盐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而失去了在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引地。为规复两湖引地,两江总督采取了种种措施：从重税邻私到禁止川盐入楚;从川、淮分界行销到代完川、鄂饷银;从设卡辑私到设卡缴税;从加强运销机构管理到提高淮盐质量。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四川总督、两湖地区督抚的联合抵制。＂引地规复之争＂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同时也反映了盐业从生产、分配到运销、管理最终走向市场化的历史必然性。至光绪中叶,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盐盐引虽然恢复,但私盐贩运依然屡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两淮盐场遂逐渐转向垦殖。     

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

借助光绪《江西通志》所载清代中期江西分县户口数据与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江西分府户口数据进行对勘 ,依据判别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之若干原则 ,并加以修正 ,复原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及道光元年 ( 182 1年 )江西分府人口。应用的户口数据判别原则和修正数据的方法可以为其他地区类似的工作提供借鉴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清代中期新疆汉民族来源及人口问题

清代汉民族大规模入疆定居的主要途径是绿营军队驻守、军民屯田及商贩留居,文章以清代乾隆朝史料为依据,力图勾勒出清代中期汉民族进入新疆的主要途径及其人口概况。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晚期汉诗

芥川文学研究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长盛不衰的显学。然而,迄今为止的芥川研究往往忽视其作为汉诗人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探索芥川的汉诗不仅有助于推进芥川文学研究进程,对于考察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淮海词人群是一支在咸丰、同治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词人群体。它的主体成员由仕宦、流寓、本籍三部分组成,以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为其代表,他们在扬州地区结词社,组织诗词唱和,编印同仁词选或词集,创作上注重词律的研讨,内容上以凄怨幽咽为美。     

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

聚焦于清中叶陕西工商业合伙经营的个案研究,可实证合伙为一种民间自发协议契约关系,有一定独立的社会地位,债务清偿要考虑资东与领本伙计间责任的平衡。纠纷可诉诸国家司法审判,但地缘和业缘的共同体为其运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合伙的类型以东伙结合型占主导,钱股与人股所占权益股份的比例大致为五五或六四。在人股中,领本伙计所占股份独多。小规模经营为其经营方式的重要特征,经营期间以5年以下者占大多数,少数亦能持续经营24年以上,最长者已达60年,也有成长性极好的例子。由于对合伙者之间人格化的信用关系依赖甚大,达到一定规模后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原因与社会救助研究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给潮汕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此次瘟疫流行是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和防治,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民众的防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