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经济民族主义与战时甘肃国货运动——兼论国家认同建设

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国货运动,以经济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增进国民经济一体化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为目标.有鉴于此,抗战期间甘肃省政府支持、新建了各种推行国货的组织、机构,积极传达中央各项倡用国货的法规并监督执行.然则,国货运动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推究其因,甘肃国货生产不足与交通阻塞、苛税横行、走私猖獗等,都是国货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同时,考察甘肃国货运动的史实还可窥见:国家政治的统一与认同,是国家认同建设最重要的层面.而能否切实满足国民经济利益的需求,则是国家认同建设能否成功的前提.     

民族主义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问题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以台独、东突、藏独、疆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了威胁。尤其最近的3·14藏独事件、7·5疆独事件严重的影响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在研究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怎样利用民族主义的双刃剑作用增强多民族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

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过时.现代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而民族主义还是族群与国家寻求庇护和构筑认同的主要方式.在全球化影响下,民族主义主要以新的形式即少数族裔民族主义表现出来,它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破坏作用要大于建构性作用.日本作为最纯粹的民族国家类型在战后也出现了民族和外来移民等多元化问题.阿依努人的自治运动和冲绳人的独立诉求以及朝鲜等外来移民争取平等社会权利的运动表明,新民族主义时日本的国家建设已经形成挑战.     

反“右派”运动原因述评

反“右派”运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基本原因是:在国际上,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运动的过激反应;在国内,对被发动起来的民主要求的错误认识;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独断心理等。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反“右派”运动骤然爆发,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     

印度教的“救赎仪式”与印度佛教“解脱理念”辨析

从源流上看,印度教和印度佛教都是缘起于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仅从婆罗门的救赎仪式和救赎理念延续方面,可以看出印度教和印度佛教在救世论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路特征。不同之处在于,印度教侧重于救赎仪式,印度佛教侧重于伦理建构,在长期的发展中呈相互补益之势,这是人们在研究印度宗教文化影响时应予以注意的。     

从“事实”转向“法理”——《犹太民族国家法》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色列最高法院发起“宪政革命”,正式确立了“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属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属性问题再度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关注。从2011年起,多个不同版本的基本法草案被提交至以色列议会,要求确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经过长达7年的博弈,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通过《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该基本法出台后,在以色列国内外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它表明以色列以多数主义统治为特征的族裔民族主义从含糊转向明确、从“事实”转向“法理”,代表着建国七十年以来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论“反佛灭佛运动”与朗达玛

本文针对西藏历史上长期争议的“反佛灭佛运动”展开讨论,文章利用大量藏汉文史料,对“反佛灭佛运动”中倍受诟病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学术界普遍观点的意见,同时,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剖析了“反佛灭佛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等,对客观评价“反佛灭佛运动”中的朗达玛具有重要作用.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马尔科姆·爱克斯与“黑人力量”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斗争为特点,旨在废除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法、争取黑人的政治选举权;第二阶段以马尔科姆.爱克斯及卡密科尔等人为代表的"以暴抗暴"强硬立场为特点,旨在解决城市黑人失业、贫困、失学、住房和犯罪等问题。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通过非暴力抗议的形式来开展的话,第二阶段的斗争则主要通过"黑人力量"的方式来进行。本文以马尔科姆.爱克斯为例,考察和探讨其主张的"黑人力量"的渊源及思想内容,指出"黑人力量"之本质乃在于增强黑人的自信心,提高黑人的自豪感,弘扬黑人的民族主义精神。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 ,是大陆民族学界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少数民族“正名”运动为切入点 ,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就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题话语中的误区进行了探讨 ,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 ,认为台湾一些人对所谓“南岛民族”的炒作实质上就是要宣扬服务于“台独”目标的“泛南岛民族主义”。     

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策略——“民族”识别的历史动因探源

以云南地区的多元和多样性表现为例探讨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策略和历史境遇。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策略的历史进程,发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国家策略上的差异,以及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出现,是中国深远的历史情境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国家与各民族达成共识的基本路径。     

“国家孩子”的精神特质及时代价值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各民族人民亲如一家"的精神符号,是中国精神的地方性、民族性体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讲好"国家孩子"故事,挖掘"国家孩子"精神特质,提炼"国家孩子"精神符号的时代价值,对推进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举措,这不仅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而且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和平台。特别是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立足我国本土“自塑”国家文化形象提供了实践平台,也为邻国人民“他塑”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增置了认知窗口。面对当前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国家文化形象建构面临的困境,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以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符号为表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品质特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彰显当代中华文化的自信,从而达到对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宏观建构。     

论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最具实质意义的两种利益形态,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是当今世界一切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为两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可以把"多元一体"看作是对两者关系的高度概括;两者关系协调的本质是要消除"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张力;只有尊重和承认不同民族的"多元"利益,才能维护和实现统一国家的"一体"利益;"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两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民族国家”理想与多民族现实的冲突与调和——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中心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选择了分的思维,深受西方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起初希望在中国建立排满的汉族国家;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分裂的危机,孙中山单一民族建国的理想向现实妥协,提出带有和的色彩的民族统一、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的思想理路,进而最终选择了合的思维,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主导,实现了民族国家理想和多民族现实矛盾的调和,为中国式民族国家的建构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的模式转变,以及从西方化到中国化的历程。必须明确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中,既要善于吸收并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但绝不能照搬,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