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伊斯兰党关系简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治的主导因素是种族政治和伊斯兰政治化,伊斯兰党崛起成为主要反对党之一。伊斯兰党的伊斯兰教国主张引起了华人社会的不安和关注,他们对伊斯兰党的态度经历了从漠视到重视、从反对到有限支持的变化,而伊斯兰党为争取华人的选票,也日益重视华人的利益诉求,积极与华人社会和政党合作。     

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华人参政是华人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经之路。基于马来西亚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进行了剖析,由此揭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参政空间。作者认为,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对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变化作了进一步梳理,认为协调和平衡马来人与华人的利益之争从而实现种族和谐成为关键.     

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兼论不同文明的共存

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的个案分析 ,认为不同的文明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惟一障碍 ,民族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无限夸大文明差异的冲击 ,对民族冲突实际起到火上加油的负面效应 ;应借鉴马来西亚的经验 ,积极促进彼此间的理解与合作。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历史剖析

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华人族群身份的历史建构过程,重点强调殖民历史、政府角色和政党政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向马来半岛渗透的过程中,伴随着一套有关族群种类的认知和管理手段。欧洲殖民者将“马来人”土著化,将“华人”他者化。“懒惰”的马来土著和“有用”的华人外来者之迷思便始于那一时期。这种有关族群性的论断被马来政客不断复制,成为他们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最有力的借口。1969年之后,马来民族主义的复兴和非马来人的回应已经令这个国家的族群关系越发分化。     

马来西亚华族的民族母语教育

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经过世代繁衍生息 ,逐步融合于当地社会。但各国、各地华人的融合程度、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保留程度、对本民族的认同程度等是大不相同的 ,马来西亚华人形成了较成熟的华族。本文认为 :一个民族的语文是这个民族世代创造的结晶 ,它反映着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一个民族要想存在下去 ,只有从整体上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持而言 ,民族母语教育十分关键。     

新山游神纳入国家非遗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影响

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游神”,从华人民俗成为国家非遗,反映了华人作为当地“华族”的身份被广泛接纳。但是,作为华族身份的符号,游神“上升”为国家文化遗产之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保留华人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如何避免民族文化符号被消解进而损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以及最终削弱游神作为少数民族的抗衡力量等。这一新变化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表现在政府的介入、商业化增强、民族文化色彩减弱、以及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改变等多个方面。新山游神面临的挑战反映出文化传承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海外华人社群发展的新形势。     

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断裂与冲突——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身份转换的现象和本质

马来西亚一部分华人选择信仰伊斯兰教,加入马来族群,这种身份转换从表面看是经济利益驱动所致,即他们希望借助族群身份的转换享受国家给予土著的优惠政策;然而,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转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断裂和冲突。一方面这些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加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著族群,一方面他们又与土著不同,这个悖论揭示出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身份转换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也是为了追求社会公正和人格尊严。     

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几个特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两大民族的关系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政府的华人政策相对宽松 ,民族关系总体而言比较和谐 ;二是马来人享有法定特权 ,华人谋求民族平等比在其他国家更难 ;三是民族纠纷连绵不断 ,且呈越演越烈之势。本文认为 :尽管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不算特别尖锐 ,但由于马、华两族法律地位的不同 ,以及从“马来人特权”这个大原则指导下必然出现的施政偏差 ,马、华两族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消除 ,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仍会不时出现 ,并对两族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海外华人老字号企业的传承和跨国发展——以马来西亚余仁生为例

华人企业一般上都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命运,但一些中国和东南亚的华人老字号企业却能打破这宿命.马来西亚的中药店老字号.“余仁生”自1879年创业以来现令已进入第四代经营.其创办人,余广于1876年下南洋谋生时随身携带了一批中草药和世代累积的中药知识,没想到这竟成“余仁生”的创业基础.他当时在霹雳州务边的小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材店,想凭着自己的中药知识解救被鸦片荼毒的华人矿工.药店取名“仁生”,意喻为“仁泽众生”,由于店主济世为怀因此“仁生”很快便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其子余东璇为了缅怀父亲,毅然在店名前加上自己的家族姓氏,改为“余仁生”.“余仁生”在余东璇领导下迅速打出名堂,其业务除了扩展至马来西亚各地,亦进驻新加坡和香港市场.八十年代后期马来西亚的中药行业风光不再,成为夕阳工业.其第四代接班人有感中药行业必须转型方能走出被市场淘汰的命运,所以“余仁生”于1989年开启了传统中药店转型至现代保健自营连锁店的大计划.其转型计划成功让“余仁生”获得新的生命和持续发展,并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上市.这老字号的成功可说是其经营者善于利用传统中药品做新市场的生意,把产品焦点放在生活化和方便化,如其保健礼蓝可用作送礼,让更多顾客能接受其产品.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人传统中药店之老字号在激烈市场竞争的过程如何转型和变革以迎合现代人的需求,使其企业达到持续性发展.     

由固打制向绩效制转变:机遇抑或挑战--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转变及其对华人受教育权利的影响

马来西亚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改革了其教育政策,2002年5月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首次采用以成绩为标准(绩效制)而不是按民族配额为标准(固打制)的办法,结果出人意料,在马来西亚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深入探讨了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绩效制的缘由,最后就马来西亚华人对受教育权利的抗争及其前景做了预测,认为绩效制是马来西亚政府为提高马来人的素质而采取的措施,对华人争取受教育权利也是一种机遇.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当代伊朗向马来西亚移民的由来与特点

伊朗移民是近几十年来马来西亚境内一个特殊移民群体,大致经历了三个迁移阶段,主要是以政治避难者、宗教难民、留学生和经济移民为主,该移民群体的形成是伊马两国多重内外因素而致。马来西亚海外伊朗人具有移民结构与分布复杂且多元,职业范围较窄,经济能量不大,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薄弱,以及非法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等特点。由于海外伊朗人内部凝聚力的缺乏,身份认同的困惑,种族和文明的自我优越感以及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尖锐神学分歧等,海外伊朗人在与居住国及母籍国互动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从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角度分析

居住于海外的华人是典型的“异置者”（ displaced people ）,对于他们而言,维系其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通过对伦敦中国城的田野调查、日常生活的案例分析发现,居住在伦敦的华人仍然以一种中国的方式生活,并显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特点;其背后的隐性力量---中国的文化遗产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而文化记忆则是保留并延续中国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同时,这一过程也在不断更新中传承于后代。     

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历史与文化特性的记忆与表达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与闽南汉族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它是泉州回族起源、文化变迁与融合、社会适应与发展、族群认同变化与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变化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     

时间、历史与记忆

时间观念往往与个别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性质有关,有些时间观念是由其社会文化中其他更具支配性的基本文化概念来界定的.在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探讨上,时间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研究课题,而且是基本文化分类概念上的认知基础.     

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华人文化认同的历史与现状探析

本文通过追溯邦加岛华侨华人的历史,分析其文化认同的变化,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评估邦加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现状。本文认为,历史以来,邦加岛华侨华人始终保持较为强烈的华人文化认同。虽然经历过苏哈托时期的文化强制,但是邦加华人的文化认同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而2000年以后,印尼华人社会通过华人社团和华文教育所掀起的华人文化复兴浪潮并没有在邦加华人社会有明显的表现。与爪哇岛或其他华人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相比,当前邦加岛的华人文化认同更多的是靠身份和文化自觉。     

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关系到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 ,还直接关系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文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从民族学的角度 ,探讨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 ,分析西方人殖民东南亚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之后华人与土著民族关系的情形 ,阐明东南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引起的 ,而是族群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和经济化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