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动力机制

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中,跨国民族及跨国民族问题从边缘向前沿的转变,推动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跨国民族形成的复杂性、国家利益的驱动、跨国民族问题的尖锐化以及既有研究范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从内、外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促使跨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动力机制.     

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以保安族为例

将以保安族为例,尝试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意识发生的变化,并认为民族(minzu)是中国特有的介于传统族群与现代国民身份之间的本土概念."民族"(nation)不是本土概念,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并不具备民族身份(neither nationality nor minzu).这种身份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入社会,为人们所意识并付诸实践.     

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

传统观点认为,滇越边疆民族地区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边民在族内跨国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族群认同远强于国家认同.事实上,滇越边民跨国通婚,并未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地域的改变使其既丧失越南国籍,又未取得合法的中国公民身份,社会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在熟悉环境中生活得更有脸面,跨境民族更加注重形塑和提升区域性社会身份,社会认同意识普遍强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     

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

国族、民族和族群,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长期以来,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诸如汉、满、蒙、藏、回这样的原生性民族,都被称为民族,在理论概念和实践层面都带来了不少混乱。大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国族内部有多个民族,民族内外有多个族群。国族不等同于主体民族,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与族群组成的,是与现代国家同构的、具有国民身份同一性的国族。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美国瑶族身份认同的物化表达——以“尤勉”刺绣与服饰为例

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移民会对自我身份进行建构,或认同于原族群身份,又或归属于新的身份。本文所研究的瑶族"尤勉"支系,从东南亚移民到美国后,仍认同于尤勉的身份,其表达身份认同最为显著的方式是延续尤勉的刺绣和传统服饰。通过这一方式,美国尤勉不但在新生活的社区中凸显了尤勉的身份,还与远在东南亚的跨国尤勉建立了族群认同维持的纽带。另外,尤勉刺绣与服饰仍在美国尤勉社会中存续的本质是其连接了跨国尤勉的精神与神灵世界。     

家庭、族群与国家:一所高级中学的教育民族志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具有现代素质的公民,从族群的需求来看民族教育是为民族地区培养本土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合格劳动者,从家庭来看,教育是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一要承担民族地区国民教育的功能,二要承担传承与弘扬族群文化的功能,三要为家庭培养人身心健康,具备幸福生活能力的人。但目前的教育模式更多时候是按照自身逻辑体系来运行,更多地强调国家的意志,而社会、族群和家庭的需求得不到重视,本研究尝试对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一所高级中学Q校进行田野研究,分析国家对教育的设计与社会各界、族群、家庭需求之间的矛盾。     

对Cultural citizenship的理解与汉文翻译

公民身份问题历来都是政治研究的核心命题,其概念形成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期.①现代语境下的公民身份则与民族一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息息相关.如今,公民身份已成为理解国家、社会、群体、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概念.     

开放、和谐与族群跨国互动——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为中心的讨论

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民跨国互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巩固,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族群跨国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与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性及其建设路径

“国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国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的国族,也具有民族性和国民性双重特性。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中华民族观念政治社会化和国民身份法治化过程形成的。忽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无法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建设路径包括培育国民意识、强化国民身份,以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法治化等方面。     

流动的困惑:跨国流动中的朝鲜族身份认同多元化

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及其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在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跨国流动中,在韩朝鲜族在不断改变其流动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实际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群体的归属结构,其归属感、价值观、认同感也在不断被打破和重塑.比起20世纪90年代末朝鲜民族“族性”的淡化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强化,21世纪前10年的后半期开始,由于韩国对朝鲜族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及朝鲜族本身的各种共时性的复杂身份,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交错和张力,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日趋开放和多元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评介

跨国民族(族群)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与地理学等学科都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有十数个民族跨国而居,跨国民族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在中国的跨国民族中,苗族尤为典型,其在中国有将近900万人口,在东南亚各国有100多万人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有数十万人口,他们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事务及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苗族的跨国性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跨国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