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

魏晋人于杀夺无常的乱世形成独特的死亡意识,并将他们的死亡意识练化为生命悲歌。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在人生哲学层面表现为养生避死之浪漫主义与忧生叹死之感伤主义的相伴相峙,以及杀身靖乱之英雄主义与且趣当生的享乐主义的相生相悖;而在审美创造的层面则分别化为游仙诗与丧乱、挽歌之诗的交响,以及咏史诗与公宴、饮酒之诗的碰撞。魏晋诗人死亡意识的种种冲突,最终消释于南山陶潜的自然主义;而此一“消释”的诗性显现,则是魏晋文学的生命悲歌归尽于陶渊明的南山歌咏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问题与吴调公先生商榷

关于李商隐江乡之游争论的由来李商隐与刘蕡“黄陵别后春涛隔”的江乡之游发生在哪一年?这已成了今天玉溪生年谱里引起争讼的一桩公案。辩明义山生平中这一段行迹,不只关系诗人此时的交友出处,并且涉及诗人赠、哭刘蕡五首诗的正确系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于商隐政治倾向的判断。自清乾隆年间冯浩所著的《玉溪生诗集笺注》首先提出义山在唐武宗开成、会昌之际     

中国诗人杜甫的生态观

杜甫是一位特别钟爱自然、关注生态的诗人。杜诗空前地展现了活泼多姿的生态世界 ,其中的花鸟虫鱼各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蕴涵着诗人对动植物生命的深切同情和对“暴殄天物”危及生态的忧虑。杜甫这种主张物情自适的生态观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诗学价值 ,代表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忧生之痛、乐土之思和物与之怀 ;从现代人文生态学的角度看 ,具有走向世界的意义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文章认为深沉的忧患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一个指向外部世界,表现为“忧世之思”,一个指向内在生命,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的生成是以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为前提的,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谈李商隐的咏史诗

晚唐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卒于公元863年,他虽然仅活了五十二岁,可留下来的诗却有六百余首。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大类,即咏怀诗,咏史诗和爱情诗。这里只谈李商隐的咏史诗。李商隐的咏史诗,有的通过咏史来劝诫统治者,有的以咏史而抒志。后者与他的咏怀诗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咏史抒志,虽是抒写情怀,但它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而借史抒志的,而咏怀诗却是通过借景、借物来抒写情怀的,细细品读作品,咏史诗中的咏史抒志和咏怀诗还是不难区别的。咏史诗中最突出的一类内容是通过咏史来告诫晚唐统治者,让他们能以历史为借鉴,不要重蹈历代统治者荒淫亡国     

论韩愈的罪臣意识

韩愈素以忠义刚直闻名天下,然潮州之贬,戚戚怨嗟,每以罪臣自许,受后人诟病甚多。韩愈罪臣意识甚浓,已成不争之事实。其罪臣意识有其特定的四个方面内涵,即并非罪己的反省意识、愤悱内敛的君弃意识、忧生患命的恐惧意识、具有恋父情结特色的恋主意识。这些意识紧密联系,共同构建了韩愈的独特的生命场。对于韩愈这些本能的情感意识应给予正确的评价。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

曹丕的生命之忧既有在立嗣背景下的现实生存之忧 ,又包含着他从自身生命困境出发 ,凭借对老庄哲学的深契而引发的生命终极之忧 ,这两种“忧”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忧 ;在对这种生命之忧的消解中 ,恣游宴饮只是暂时的缓解或逃避 ,而对文章崇高地位的肯定 ,最终消解了曹丕的生命之忧。曹丕对生命之忧的承受和消解展现了一个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     

时代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道咸年间长白女诗人百保友兰为例

长白女史百保友兰主要生活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封建末世的衰微气象在诗人敏感的心田投下阴影。诗歌是诗人的心魂抒露,百保友兰的《冷红轩诗集》中充满着疾病之苦、离别之恨、思乡之情、亡夫之痛以及伤逝之悲等,此忧生之嗟中亦含忧世之情,悲苦诗情中涵蕴着时代的影子,社会的症候。通过《冷红轩诗集》,我们可以洞悉满族女诗人百保友兰的生活之艰与心灵之痛,亦可倾听道咸年间的时代跫音。     

《锦瑟》:李商隐的生命之流

对于<锦瑟>一诗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作为李商隐晚期的杰出代表作,它深刻而凝练地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的回顾和对生命的不懈思索与追求,并力图去把握自己生命的航向,完整而清晰地唱响了一曲生命之歌.     

论陆机赋的东吴情结

陆机以东吴贵族及才子的身份而入仕西晋王朝的经历 ,形成了他矛盾的性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生 ,也是陆机赋东吴情结的成因所在。陆机赋中对父祖光荣的追慕与自豪 ,对故土亲人的眷恋 ,对朝代兴衰、人生短暂的深切思考以及对吴楚名物、文化的赞美与张扬 ,都表现了浓浓的故国情愫 ,东吴情结何其强烈 !陆机赋第一次把故国情感引进赋中并对庾信故国乡关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夜雨对眠”意象阐释

苏轼与其弟苏辙早年寓居京城怀远驿时订下了"夜雨对眠"的盟誓,此后辗转飘徙的仕宦生涯中,他们曾无数次追忆前约,"夜雨对眠"意象成为苏轼兄弟感情的高度浓缩与象征,是二人深厚感情的一种特指符号。在这一意象之下,蕴含着苏轼对仕途艰险的隐忧、对人生流逝的感伤和对归居田园的渴盼,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亲情的眷恋。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纳兰节令词研究

纳兰词中有多首节令词,其节令词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内涵丰富;三是在民族性上的缺失。这些特点的成因源于强烈的生命意识,明显的汉化倾向,以及独特身世、多情个性、深邃词心。以节令词为径,可以更好地走进《饮水词》,走进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心灵世界。这对纳兰性德及其词学研究均有助益,同时对于了解清初满汉文化交流亦有帮助。     

巴金的疾病体验思想成长与其早期的文学创作

巴金在其生命历程中,肺病的困扰强化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使其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死亡则使其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这同时为其反叛意识的发展打开了发展的无限空间。巴金所生活的特定环境和所受到的思想的熏染则对其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巴金的人格内核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爱＂,新文化的介入,使巴金的＂爱＂从显现的个人层面上跃升到人类的层面上,而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皈依,最终使巴金确立起了文学的主体世界。所以其早期小说一经问世,就以其对生活刻骨铭心的感受的表现力度,以其所服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的有机融合,这既衔接了五四以来人的主体性文学精神,又和中国的济世救民的文学传统遥相呼应。     

徐小说的宗教意蕴解析

徐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从早期社会改革的实践者到晚年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徐以其卓尔不群的人生追求与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把宗教关爱的目光投向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徐的很多作品传达出强烈的宗教感,在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怀的交融中抒发对于人性与心灵深处的探询和对于人生哲理的宗教式感悟。     

徐（訏）小说的宗教意蕴解析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从早期社会改革的实践者到晚年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徐訏以其卓尔不群的人生追求与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把宗教关爱的目光投向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徐訏的很多作品传达出强烈的宗教感,在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怀的交融中抒发对于人性与心灵深处的探询和对于人生哲理的宗教式感悟.     

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处的悲剧往往激荡着热烈奔放的人道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罪恶,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又与现实发生尖刻的矛盾,所以莎士比亚对人类前途曾产生深沉的忧虑和感伤,这就赋予了他的悲剧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曾经两次入蜀,对蜀道的山高水长路险,有真切的体会;对沿途的历史风烟,有无限的感怀。期间创作大量诗歌,或写景状物,或咏史述古,或题赠亲友,都发乎至情,蕴含了凝重的羁旅行役之愁、思乡怀人之痛、吊古伤今之感,深刻体现了王士禛入蜀途中的情感世界,是王士禛蜀道诗感人至深的重要因素。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