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运动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 ,形成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其总体思路是 :坚持以孙中山的“建国遗教”为开发西北的基本指导思想 ;从抗战建国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开发的意义 ,从党务、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同时着手 ;交通、能源建设是开发的重点 ;注重水土、森林保护 ,开发与保护并举 ;坚持轻工业、重工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祖国最遥远的边陲省份新疆在当时开发西北的呼声中受到了特别关注。但是由于国内外诸多矛盾的存在 ,制约和影响了这次运动的深入发展 ,没有产生很好的实际效果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差异性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即前者在研究“社情民意”时,其研究对象更为宽泛;前者在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着重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活动,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普通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显得更加专门化;前者与舆情信息工作直接和密切结合,形成了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文章强调指出,舆情研究的许多新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它丰富和壮大了对民众意愿尤其是民众政治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民意研究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之势。     

从权力虚化、利益失衡到权益均衡的路径选择——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研究

在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建构了一个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制度框架:自治机关享有优先开发利用本地区自然资源的权力;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应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应当以改善资源地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归宿,从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两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的分配机制.     

谨防“下访”成“下推”

干部“下访”。有利于促进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干群关系融洽。因此。“下访”干部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帮助民众解决应该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及实际困难。     

《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

《大公报》是 2 0世纪 30年代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者。“九一八”事变后 ,它最早地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 ,拟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 ,并对西北进行了深入实际的报道。提出从交通水利入手 ,改革行政吏治 ,禁种鸦片 ,科学利用西北资源 ,恢复农业生产 ,培养西北人才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现西北整体开发等有价值的观点。这些思想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意图有所不同 ,而且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实现《大公报》开发西北的设想。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丝绸之路”的新使命：能源战略通道——我国西北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与安全

中国西北自古就是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等地的枢纽,曾为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如今仍以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发挥着引进中亚能源的桥头堡作用,且肩负着向中亚地区输出中国产品的重任。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既形成了国家利益的互补,也体现了经济结构和技术力量的互补。目前聚焦中国西北的能源合作已成为“丝绸之路”重要路段沿线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并呈现出广阔的前景,但是也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关涉相关国家的能源安全,需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探讨、协调和解决。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以及这一问题对台湾现实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加以清理的问题。殖民地经历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而国民党在台统治失误使这一问题恶质化。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认同”问题造成了台湾社会的诸多乱相。     

利益主体理论视角下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分析——以武夷山为例

武夷山世界遗产地在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遗产管理与社区民众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从利益主体的需求与冲突来看,不仅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而且保护区与社区民众之间的分歧也在增多。因此,亟需强调遗产地各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尤其要鼓励社区民众的自觉参与。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价值旨趣

“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实施贯穿着社会发展规律性与社会主体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其价值旨趣就在于 :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理性 ,体现历史必然与人民意愿相一致 ;坚持生产力的价值标准 ,体现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结合 ;坚持人民主体性价值目标 ,体现国家主权与人民自治相统一。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简论中华元典的政治价值及文化命运

中华元典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经典,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历代当政者站在有利于政权巩固的立场,推举高扬了提倡尊卑有序的儒家元典,冷落排斥了伸张民众权利的墨家元典,宽宥容忍了秉持明哲保身的道家元典,采纳贯彻了主张君权至上的法家元典。以《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典籍为代表的中华元典,被历代当政者从政治利害角度进行解读吸纳,成为历代当政者根据功利需求进行选择利用的政治文化资源。     

反倾销理论的演化和发展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对反倾销理论发展、演化的梳理,认为现在的反倾销已基本脱离了“维护公平贸易”阶段,处于“特殊保护”和“国家间的战略行为”并存时期,并有进一步向“国家间战略行为”阶段演化的趋势。从而建议我国企业在遭受反倾销指控时,要摆脱过时的认识,积极面对,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根据现在反倾销的特点,建议政府从宏观上树立战略应对意识,在政策和信息上给予企业以充分的支持。政府、企业、法律界和理论界人士应携手共同维护我国的国际贸易利益。     

林璎：载入美国建筑史册的华裔女性

与自由女神、联合国总部一同构成曼哈顿的标志、象征着美国民众信心和希望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在两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中被夷为平地。为悼念在该事件中无辜的死难者,重塑民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和向世人展示恐怖分子的罪行,一年前美国政府决定在世贸中心原址上修建“世贸中心遗址纪念碑”。 2003年4月,美国纽约下城发展公司举行“世贸中心遗址纪念碑”设计竞赛,并专门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设计竞赛评委会”。著名建筑设计师林璎被推选为评委会成员之一,她也成为入选这个评委会的惟一华裔人士。     

汉代的三老制

汉代的三老制度上承秦制,远绍春秋战国.它具有官民的双重性,既体现着国家政权的权威,又代表了乡里民众的利益.它不是正式的乡官,但却"得与吏比",在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之间起着特殊的沟通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1953—1961)

西藏叛乱前后,美国针对“西藏问题”出现的新形势不断调整对华西藏政策。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备忘录及大量政府档案,再现了美国政策制定机构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国家利益,将全球安全战略、地区安全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统一起来,并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的。     

论“小产权房”的产权冲突与协调发展

中国房价的猛烈攀升与社会普通阶层人士的购买力形成巨大矛盾,“小产权”房突破价格限制应运而生。虽然国家相关部门严禁小产权房进入房地产市场,但其往往以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等名义迅速发展起来。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全局利益和长远目标考虑,以制度创新的办法,既利用有形之手,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以求稀缺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合理配置,促进土地利用效率和国民福利最大化。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国家利益研究的新特点——基于国内研究的视角

从2005-2014近十年来,国内针对“国家利益”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国家利益”的基本概念中对含义和属性有了更加丰富和科学的概括;在逻辑层次上更是由内到外进行清晰的梳理;在其理论架构的研究中更加的谨慎;在其具体内容中更富有实践性.总体使得“国家利益”的研究从理论研究的层面逐步扩大到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开始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群体性突发事件背后民众利益诉求困境与化解思路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民众利益诉求面临困境、体制方面存在障碍,民众与政府方面也同样存在问题。要化解民众利益诉求困境这一问题,需要在体制、政府以及民众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更需要民众与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