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策略分析

2016年,中央在全国开展了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由于试点工作中置换行政编制等政策没有延续,各省普遍认为全面推进改革难度较大。2018年,辽宁省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国率先完成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本文阐析了辽宁省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范围、标准,对全面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的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索出辽宁特点的改革路径。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政策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我国养老公平问题审视

由于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双轨制。这种针对不同身份群体区别对待的、分割性的养老保险制度直接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养老待遇悬殊,并且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1978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养老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养老保险制度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约束。要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养老政策的公平取向,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构建合理、开放、平等的政策博弈平台,通过不同群体充分的意见表达、理性的协商与沟通,实现政策的"公共性"。     

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苏联的教训及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反腐败是一切有为政权和负责任政治家的历史权利,是遵循历史逻辑的"英雄之举"。然而,苏联改革者的反腐教训表明:不彻底的反腐败将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反腐败策略严重失误加速改革失控,反腐败失信于民毁灭改革公信力。对制度性腐败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改革工程。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加强反腐败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控制,坚持不懈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政权自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宏观管理、战略管理与顶层设计的辩证分析——兼论顶层设计的改革意蕴

宏观管理、战略管理与顶层设计,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紧密联系又有所侧重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宏观管理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更多地强调一种宽泛的平面化管理,侧重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战略管理则是源自于企业管理的词汇,更多地强调为回应外界竞争性环境和寻求更长远的发展而进行的环境分析、战略决策、战略实施和评估的动态过程,侧重决策的目标和过程；项层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术语,更多地强调管理的高层次起点,侧重管理的全局性、整体性、基础性和根本性,是其他一切规划的元规划.从我国当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顶层设计具体是指设计机构的最高层和设计水平的最高层,对指导经济发展与改革意义重大.     

“顶层设计”的落地路径——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顶层设计”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机制,影响着不同层级、部门和领域的行为方式。“顶层设计”的关键是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制度优势,执行是其根本,因此“顶层设计”如何落地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国家公园建设为例,通过对生态文明这一重要理念是如何通过国家公园这个具体载体实现的过程进行追溯和分析,可以发现“顶层设计”落地的“整合式”路径,即目标方案化、层级缩简化和激励合力化。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改革,可以围绕治理目标,合理设计治理机制,将不同治理层级的相对优势有效整合起来,这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治理碎片化问题,提高治理的整体效能。     

"放管服"改革的政策创新研究:试点—推广的政策逻辑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策创新扩散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了一个"试点—推广"的分析框架.在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放管服"改革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基于典型性和重要性的原则,选取了"多证合一"改革和"证照分离"改革作为研究案例,探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推广"是"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特征,改革事项和改革地域都遵循先试点再推广的基本模式.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是试点推广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示范效应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关键动力.本文深化了对"放管服"改革中政策创新扩散的认知.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的"放管服"改革要遵循"试点—推广"的政策创新规律,强化改革前期试点,做好示范政策的复制和推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发展——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围绕着新一轮改革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依据、方向、目标、方法、主体和条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勾画了全面改革蓝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发展,对于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关系的哲学思考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改革开放可供选择的策略原则。"顶层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唯理论的事前规划;"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经验论的渐进实践。"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实质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无"顶层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将导致实践的盲目;不"摸着石头过河"的"顶层设计"会导致主观臆想的"乌托邦";抽象意义上的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貌似正确的折中辩证思维在现实中具有不可操作性。默顿拒斥"宏大叙事"的"中层理论"把理论定位为源自实践的"有限理性",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悖论性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有助于建构一个良好的和谐社会。理性成熟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建成是破解"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难选择的现实平台。     

中国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自1986年民政部制定1986—1990年五年规划以来,我国养老服务的市场化探索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初始阶段的"政府包办"到后来"养老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的变迁,这种探索深刻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征。2011年以来,我国政府从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高度对养老服务业进行重新认识,不断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但在实践中,政府权责定位不当、市场运行效率不高、市场供给能力有限等仍是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难点问题。为深入推进改革,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面就顶层设计、管理机制、服务内容等多方面持续改进和完善,以实现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终极目标。     

“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六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了大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涉及到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改革必须要同县级党委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一起统筹规划部署,整体协调推进,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该文认为要从继续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和全面启动地级市改革入手,创新"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创新路向,建立县党政主要领导由省委直接管理,职级探索设为副厅级,其他县委常委由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直接管理的"省直管县"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省直管县"县委常委会领导下的干部公开竞争制度,通过加大干部交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推进"省直管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配套性、实效性,确保"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     

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GDP 崇拜、压力型体制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当前,中国存在着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GDP崇拜”,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为压力型体制。某些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导致了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根本治理策略就是以公民整体性需求为导向,建构整体性协调机制,型构整体性责任,打造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整体性治理。     

水政策的整体性制度构架:新加坡水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水政策创新是世界各国不断地探索高效水管理方式的共同追求,对完善水管理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水政策的国际比较,从不同的视角对水政策进行了全面诠释。进而系统地深入探寻影响水政策设计、实施与评估过程的共同的规律性因素。从政治、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构建了水政策的整体性制度构架。以新加坡为例,在整体性制度构架下深入分析了新加坡水政策的实质性的政策内容和宏观的政策过程,总结了新加坡水政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水政策实践及问题,提出了对我国水政策的启示,为理解和优化我国水政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建议。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论阐释与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对十余年来我国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进行简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司法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引进系统论的结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必须关注这个系统工程的价值起点、时序性、整体性和有序性,妥善标定司法改革的目标、选择司法改革时机、采用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路径、推进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今后审判权力机制运行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对审判权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对审判管理事务和法院行政事务采用科层制管理模式,实现"裁判的归裁判,管理的归管理",促进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效益最大化。     

改革期党政组织网络中的政策行为控制机制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中心一外围"式的组织结构.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后,外围组织不仅停止延伸,而且日益政党化与官僚化.改革期,横向领域分离式改革改变了中国整个组织结构的配置,在保留了党的"中心支柱"的同时,发展了外围组织网络.而纵向式的分杈改革给党政组织的整合带来挑战.党政组织网络调整的结果是产生了利益分化与政策责任配置的变化.这些变化易导致选择性政策行为和寻租行为,需要建立政策控制进行调整.尽管动员教育、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三大政策行为控制机制总体上符合"中心-外围"结构的需要,但是随着外围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索新的控制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路向及其深化

在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肯定市场价值不仅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性选择,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理念的一次重要更新。回望"以钱养事"改革的十年历程,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仅符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要求,而且展示出其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满足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实践适用性。因此,市场化理应成为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路径选择。但受限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畅、市场主体未确立、市场竞争不充分、资金投入不足、队伍建设滞后、群众认识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地方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运作不规范导致的。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细化服务清单、创新管理机制,壮大服务主体、优化竞争环境,加大财政投入、提升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培育、规范内部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民参与等措施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基于T市四部门的调研分析

"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从政府和社会层面解决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市场秩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问题,根本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顶层设计过程,既体现了我国行政改革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也内含了行政理念、行政方式和行政模式转变的深刻逻辑。通过总结T市"放管服"改革经验做法,发现T市存在观念转变不彻底、放权过程不到位、配套政策供给不足、技术应用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严格政府放权过程,优化权责配置;扩大监管政策供给,加强审管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落实;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放管服"改革优化路径。     

政府改革的顶层设计时刻--基于马克思廉价政府理论的思考

当前,我国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形势的复杂、改革进程的减缓和改革动力的不足都呼吁政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统揽全局,凝聚共识。政治领域标志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新名词由此脱颖而出。为了克服政府改革顶层设计的泛化,我们重新回归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文,其民本、精简、责任的理念,为当下我国确立政府改革顶层设计的使命注入新视角,有利于我国政府攻破利益调整难点、简政放权,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筹谋划中国社会发展新蓝图,续航中国改革发展稳步向前。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政策执行过程的实践维度及其逻辑进路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政策执行是改革任务推进的过程,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既体现了机构重组、职责整合和编制人员划转,又体现了改革政策的中央统筹与地方分级推进、顶层政策口径与基层政策操作创新的有机衔接。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编制管理的历史承袭性、职责调整的现实动态性和机构人员划转的利益复杂性,任何单维度研究都容易导致结论的片面性,而从政策口径、编制管理、改革赋能、法治保障四重维度来审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执行过程,是对改革中现实问题的有力解释和改革政策执行的学理阐释与学术空间的拓展。理解和优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入推进过程,必须坚持政治逻辑与组织逻辑、历史逻辑与利益逻辑、宏观体制与微观机制相统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明晰规范政策口径,以“讲政治”的站位来推进改革政策的全面有力执行,并注重政策的基层创新和系统集成,用改革的思维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