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新诗诗体重建的几点思考

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本文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如果没有在新诗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出现闻一多，我们的新诗“创格”时间表也许会改写。人们一般习惯地将闻一多的创格理论仅仅理解为现代格律诗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闻一多的狭窄化把握。基于倡导“建立新体中国诗”，闻一多对许多诗学范畴均有所开拓，这些开拓对于自由诗的美学建设同样也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第一，格律诗与自由诗。在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并非第一位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人。陆志韦以降，有好几位诗人都是此一领域的先觉、先行者。然而闻一多却是系统、完善、深入、具体地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第一人。再加…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新旧体诗随谈

本文以新体诗与旧体诗为题,谈谈个人的某些看法。这里不提新诗与旧诗,或自由诗与格律诗,现代诗与传统诗;而提新体诗与旧体诗,目的是侧重从诗的体式与体例上简述自己的一孔之见。欢迎批评与争鸣。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区别主要是句式的区别20世纪初叶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中的革命,无疑是打破旧体诗形式的一场诗体革命,即建造了运用现代汉语抒情写意的“自由诗”。其代表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新诗格律化的三条可行之路

关于新诗格律化,闻一多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多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萧三、毛泽东倡导的所谓古典加民歌的三顿体,闻一多、何其芳倡导的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鲁迅倡导的嘴唱的歌词体。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是废名诗体观的精华,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特殊性。特别是它源自具有普及读物性质的大学"讲义",专业性不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较小,近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诗体之争时的"关键语"。废名的"自由诗"与今天一些学者主张的"自由诗"有些差异,他不极端排斥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他的诗体观对今天的诗体建设颇有意义。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以不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为辅助的诗体多元并存格局,没有必要极端肯定或否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句名言,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多元的心态来对待各种诗体实验。     

一个粲然耸立的新山系——新时期新格律诗系统初探

这几年中,在新诗原野上,误解新格律诗的云雾飘去浮来很有一些。涉足新诗理论界,我们不难看到这类意见:新格律诗,“至今仍在虚无飘缈之中”.“关于新的格律的设想几乎”“变为空想、空谈”。“诗蔑视法则和题材”。“历史上有出息的诗人和诗论家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诗歌理论上都是反对格律束缚的。”“现代的沸腾的社会生活和多变的日趋复杂与严密的现代语言使诗人写不出现代格律诗。”“诗摆脱格律的束缚倾向散文化,追求一种散文美,如此方能无拘束地表现这个时代千变万化的事物.”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可以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是一个系统.此文拟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

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自“五四”以来,几乎是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而发展。在“新月派”鼎盛时期,现代格律诗可以说风靡一时,不说在诗坛占居优势,起码也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论新月诗人的诗学探索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理性节制情感、创格律熔铸诗性,是新月诗人顺应新诗发展要求做出的诗学选择。尽管新月诗人对“规范”的利用并未表现出充分的艺术自信,但新格律诗的出现,至少代表着新诗发展的一种向度和可能,其诗学贡献不容抹煞。     

新诗应向格律诗方向发展

自由诗和格律诗是诗歌形式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代表着诗歌形式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当前,我们尤其应该着重于新的格律诗的发展。 格律诗是和非格律化的自由诗相对而言的,这两种形式在诗歌发展史上各有千秋,至今仍然并存着。《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开端,基本是一种自由体的诗。以后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从四言、五言到七言,逐步形成了较严密的章法、句法、音律要求等规则,随着诗歌形式的逐步成熟,后来才出现了格律诗,并被作为一种形式的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

新月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个新格律诗派,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却有着不同的诗律论。闻一多追求的是音尺连续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韵律的诗;徐志摩追求的是意顿对应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旋律的诗。两种诗律形式各有优势,体现的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可以平行发展。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