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鸿章洋务实践活动中的民族意识

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洋务实践活动表现出其理性、务实的民族情感,它代表了中国精英阶层已放弃了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建立了新的平等、竞争的世界意识。     

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也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主观上李鸿章只是想引进西方的某些物质文明,增强满清王朝的国家实力,实现自强。但客观上李鸿章毕竟创办了一系列新式近代企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完全接受了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身上“罩着曾国藩的影子”。其实, 曾李之间虽有许多相同之点, 但差异也是很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在对洋务的认识,对西方“长技”的看法上, 李鸿章更高一筹; 在对外交涉上, 曾李虽一脉相承, 但二者的态度和出发点却不一样,李鸿章的主和比曾国藩的保和要积极得多;从个性和人格上看, 曾国藩的人格有很强的魅力,而李鸿章是一个有才华而乏品性的人。当然,曾李之间的差异只是迟钝与敏感、 被动与主动、 消极与积极、 开阔与拘囿的相对性差异。     

评李鸿章对日和局外交思想

李鸿章对日本的外交活动是受制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其外交实践虽有卖国之嫌,对中国造成了—些不可估量的历史损失.但站在外交这一视角,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之,不难发现,李鸿章对日交涉实践亦不失有务实的成分,迎合了是时的国情.     

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李鸿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末年粉墨登场从事外交事务。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作为洋务派的中坚分子，李鸿章尽管较早地意识到“天朝上国”观念的陈旧和“打开国门师夷长技”的必然，并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但是，在国家主权、领土都不完整的前提下，其以“和戎”和“保全和局”为根本宗旨，以“以夷制夷”为指导性策略，以“诚”为外交原则的外交思想是扭曲的。扭曲的外交理论串起了晚清末年更为屈辱的外交史的后篇。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

19世纪 6 0年代 ,李鸿章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外交思想 ;70年代 ,为求和局、图自强 ,他以西方外交思想重新审视面临强国挑战的传统宗藩关系及体制 ;80年代初 ,为避免中法因争夺越南而交战 ,他全力与法国周旋、谈判 ,并签订了有益于双方的条约。     

试论李鸿章从政四十年的心态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在从政４０年中以冷静应变、从长计议的理性心态认清形势，倡导改革，以求富强；以务实的心态学习西方，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文教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豁达的心态，不畏谣诼，从事内政改革和外交活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

在甲午战前的中日交涉中,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谈判为清政府避免了更大损失,挽回了一些利益。由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日谈判成败情况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外交要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双方都有商谈余地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弱国也可以避免更大损失,争回一部分利益。这对于当今所有弱小国家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李鸿章何以东山再起

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了变相惩罚。     

周馥与李鸿章

周馥在治水、兴工、办学、外交等方面均有成绩,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这固然与他个人的修养、胆识、才干有关,但与李鸿章的识才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周馥入李鸿章幕府,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两人能够结成如此密切长久之关系,一方面周馥为了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同时依附李鸿章以图发展,另一方面李鸿章欣赏周馥的办事能力,同时希望依靠同乡关系互为依靠庇护以巩固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李鸿章家族述略

合肥李鸿章家族以慎所公为许改李姓之始祖,繁衍生息数百年,至今已有第十四世传人。从李文安（李鸿章父）举进士入宦开始发迹,至李鸿章兄弟尤其是李鸿章的统军爵相而达到鼎盛。其宗风之醇,人材之萃,家业之隆,门第之荣,堪称＂晚清豪门＂、＂江淮巨族＂。     

李莲英戏弄李鸿章

清朝时,内宫太监李莲英仗着主子慈禧的宠爱,权倾朝野,飞扬跋扈。人人都像敬神似的,对他又敬又畏。而身居高位的李鸿章,却对这个阉人不感冒,时不时地还对李大总管冷嘲热讽一番。因此,虽然李总管和李中堂三百年前是一家,但两人总是冷脸相向,各自为政。     

李鸿章与晚清钢铁资源开发研究

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对于开发钢铁资源的必要性,李鸿章逐步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反映出其在洋务运动早期曾追求经济自主、减少外部依赖,初步形成较为系统和合理的工业化发展方案。在此思想认识指导下,李鸿章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尝试钢铁资源开发活动,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阻挠,成效并不显著,使之在洋务运动后期逐渐搁置钢铁工业建设计划,并最终导致他放弃了早年所形成的工业化方案。尽管如此,探寻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必须肯定李鸿章在近代中国钢铁资源开发中的首倡地位。     

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李鸿章与朝鲜问题

甲午战争的远因是朝鲜问题,而李鸿章正是负责该问题的重要官员.本文在于考察李鸿章对于朝鲜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及政策,并分析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败于日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