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３０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论刘半农诗艺现实主义的丰富性

初期白话诗作者群是以现实主义为特征,并以自己幼稚而丰富的实绩构成新诗现实主义主潮最早的源头.被周作人称为这一群体中最"具有诗人的天分"的新诗拓荒者刘半农,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现实主义潮流的奠基人. 刘半农的诗观与诗作不但具有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特征,而且由于他的"勇敢试验"与探索,扩大和丰富了现实主义表现的范围和方法,使他的现实主义在诞生初期就具备了一种开放式丰富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丰富的现实主义".     

出入于“象征的森林”李金发与艾青诗歌比较论

李金发与艾青是新诗史上著名的“绘画诗人”。他们先后步入“彩色的欧罗巴”,为法国象征派艺术滋润艺术彩笔,起始倾心于西欧现代派艺术而为中国现代诗歌寻路问津。这两位诗人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却不约而同的从早期的“象征的森林”走出,转而彻底的现实主义化。从对这两位诗人艺术创作道路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考察中,认识他们成功的创造与探索的迷失,对于我们当代新诗的发展是有镜鉴意义的。     

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现实主义诗歌不会消亡

<正> 现实主义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又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当席勒1795年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现实主义就被诗人们所接受、运用,并在创作实践中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创作原则。此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日趋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诗坛绚丽多姿,异常活跃。然而,粗略地归纳起来,也无非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类。我以为现实主义诗歌不会消亡,无论从六十多年新诗运动的历史进程还是十多年来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与深化看,它始终是当代诗歌的主流。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复归的序幕。此后,艾青、流沙河等诗人的创     

论“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经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以及《七月诗丛》等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支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为新诗的发展谱写下战斗的篇章。(一) “七月诗派”以倡导现实主义为中心内容。胡风认为:“现实主义者的第一义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的行动全部”,为此必须“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更迅速地替战斗服务”。他强调诗人人格与风格一致性,只有先做“向前突击的精神战士”,才能做民族解放的歌手。当年“七月派”诗人的实践大体和胡风的倡导相适     

黄东成诗歌的现实主义特征

在当代诗坛上,我省中年诗人黄东成是一位颇有成绩的歌者。他从1953年发表第一首新诗,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笔耕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诗人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表了近千首新诗,其中结集出版的有叙事诗集《冬娃》(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抒情诗集《花魂吟》(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青春的旋律》(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有一些诗作散见于各报刊,正待结集。诗人在不倦的追求中逐步形成的现实主义特色,我们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艾青田间创作道路之比较

艾青和田间,都是三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并同时成为抗战前夕崛起于中国诗坛的新星的。半个世纪来,他们的创作对新诗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在艺术探索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新诗的发展上也很有代表性。本文,只想就他俩的创作道路,特别是建国后的创作情况,作一简单的比较,以便从中发现一点对新诗创作有益的东西。大家知道,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我们文学的河床里,虽然主流还是现实主义的,却也奔涌着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逆流;在我们诗坛上,虽然还震响着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人的战歌,却也飘散着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哼出的靡靡之音。但也就在这个时候,首先是艾青,接着是田间,同时还有“农民诗人”臧克家,继承了革命新诗的战斗传统,各自以其健康而清新的歌声,走上了中国的诗坛。这三位年轻的诗人,虽然在艺术上一开始就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在为生活和战斗而歌唱上却是一致的,因而立即组成了新的现实主义的大合唱,给当时的诗坛以巨大的震动,给以鲁迅为首的整个文坛壮了行色。     

废名对新诗"诗质"的探索及其启示

废名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从新诗诗质出发,把“诗情”和“诗意”作为评品新诗的标准的见解,不仅对早期的新诗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同样有着可贵的启示意义。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苦闷与迷惘中的觉醒－论郭路生（食指）的诗与诗歌精神

在“文革”时期 ,诗人郭路生 (食指 )坚持独立的创作精神 ,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品质 ,思考现实 ,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他的诗把审美的直觉与形象的感悟高度统一起来 ,成为新时期“朦胧诗歌”的开创者     

臧克家建国前的诗论

臧克家建国前的诗论,比较全面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一系列问题,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我国现代诗论宝库,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建设,也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强调诗歌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是臧克家建国前诗论的核心观点。他在最早写的诗论《新诗答问》中就指出,诗人应当“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下痛苦的人心里,以多数人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投到洪炉里去锻炼,去熔冶。”与此同时,他在另一篇文章《论新诗》里指出:在经济破产使得都市动摇,乡村崩溃的时代里,诗人如果闭上眼睛,躲在个人苟安的狭小天地里唱恋歌,歌颂自然,那是一种罪过。因此他要求诗人把     

“中间代”:命名、问题、意义

“中间代”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命名。新世纪初相关诗人对“中间代”进行了反复、持续的建构,呈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命名缺乏内在的诗学根据,更多的是出于夹在“第三代”和“70后”诗人之间、以“60后”为主体的一批诗人进入诗坛的实际需要。“中间代”诗人集纳在“中间代”的旗号下,是消费时代的诗歌行为,他们以商业营销的方式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努力没有诗学价值,他们在危机时代,坚持了新诗的先锋性、纯粹性。     

论蒲风对现代叙事长诗的贡献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的蒲风,是有意识地从事和推动叙事长诗写作的一位功臣。他在30年代中后期不仅大力鼓吹、提倡长篇叙事诗的写作,而且创作了《六月流火》、《可怜虫》等4部长诗。他在创作中发扬新诗的战斗传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茅盾的现实主义诗学观

茅盾,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也是卓具见识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其众多的文艺批评论述中,关于新诗的论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茅盾如何论证新诗,评论界过去尚少注意。其实,茅盾曾以精微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美学眼光,透视复杂的诗歌现象,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角度评价过诗美,透辟地阐述了诗与时代、诗与生活、诗与真、诗中的现实与理想等问题,尤其瞩目于新诗的发展和诗人的成长。涉及到的诗人有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冰心、顾城吾、徐玉诺、孟寿椿、汪敬熙、蒲风、艾青、臧克家、田间、徐志摩等多人;历史跨度从“五四”白话新诗诞生初期,到大跃进年代新民歌的出现。内容浩瀚,意见精辟,深中肯綮。象一串熠熠闪光的珠贝,贡献于新诗论坛,充分体现了茅盾的现实主义诗学观,它至今仍有启示、认识作用。     

徐志摩诗歌浅论

“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复杂而特殊的诗人,也是新月派的一位引人瞩目、值得研究的诗人。他的诗柔美清丽、韵律和谐、形式多样,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又吸取了民歌、俗语的精华,形...     

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的源头及重要流派象征主义,五四前后登陆中国就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发展生了深远的影 响。从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开始,象征主义逐渐为中国新诗坛所接纳,并被探索中的中国诗人“为我所用”成就了中 国史上的“现代派”“九叶诗派”。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新诗中涌动着一条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 行发展的象征主义诗潮。     

杜诗的浪漫主义

说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自然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如果说杜甫也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大概总有人免不了要摇头.这种摇头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成为:是这个就不能是那个,有这个就不能有那个的形式逻辑的摇头.实践证明,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作家,可以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作家.高尔基不但说在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果戈里和蒲宁等人的创作中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流”,而且认为,很难正确地说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及果戈里、莱蒙托夫、契诃夫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杜甫的诗创作证明,他的浪漫主义特质和他的现实主义成就一样的突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杜甫诗的一对矫健的翅膀,都一样的有力,一样的善于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