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祚治水思想的存在论思考

薛凤祚的治水思想包括天的存在、地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彰显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理念,再现了西方存在论的精神,具有现代生存论的特征。从中国人的认知发展历程来看,薛凤祚的治水思想以朴实的方式,展示了中国人科学思维方式的萌芽,特别是其强化实用和技术,折射了明清时期新实学的理念。薛凤祚的科学治水思想不论是在思想方法上,还是具体技术上,至今仍有较大的科学参考价值,其所呈现的认知境界为破解当代生态困境指明了方向。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薛氏奇门 卦仪合参——薛凤祚《甲遁真授秘集》思想初探

薛凤祚《甲遁真授秘集》之主体部分当为明清钦天监世守三式之嫡传。薛氏奇门之独特之处在于将《周易》八卦卦象乃至六爻爻象纳入其天、地、人、神四重维度之中,使之与术数学的大本大根紧密相连,从而从根源及学理上找到了切实的根据。薛氏奇门根于《周易》的特征是最明显的,因此当更近奇门之本义。习＂奇门＂是薛凤祚经世致用之学术追求的内在要求,薛凤祚融通中西历法,其使用的年、月、日、时干支非常精准,于其用奇门遁甲做的预测应用或者择日、择方应用在时间维度这一基点上大有裨益。     

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根数错位致斗转星移——薛凤祚《历学会通》的历元换算

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所给出的中西历元纪年出现了整体错位和局部混乱,由根数错位而致斗转星移。实难想像其天文和历算结果能够被观测所证实或验证,而况薛凤祚从来不作天文和天象观测。他的随意和著文之粗糙、混乱,使他耗费半生精力所作的西学引进、译介的成果黯然失色。这也许正是他被同时代人忽略,继而又被历史遗忘的根本原因之一。     

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薛凤祚科学观探微

薛凤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兼通中西并善于会通中西的科学家,他一生追求实用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创造.薛凤祚对于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研究从"技"和"法"方面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他所强调的理以数显、讲究实证的理性科学观具有近代科学的启蒙因素,使中西科学思想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同时,薛凤祚在关于水利学和命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价值,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科技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的阐发.但是,受传统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薛凤祚没有也不可能使近代中国引发一场科学革命,但其"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工作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是不可磨灭的.     

框架语义学理论在EFL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以《致用英语综合教程》教学为例

作为理解语义学的框架语义学理论指出：对任何概念的理解必然激活其所在的框架和框架中的相关元素。它为EFL阅读教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以《致用英语综合教程》为教学案例,演示教师在EFL阅读教学中运用框架语义理论指导学生进行阅读的教学过程。     

《河渠书》中司马迁的水利思想

在《河渠书》中 ,司马迁把兴修水利与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赋予了“水利”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使“水利”的含义更深刻、更广泛。该书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     

《水利》期刊的创办及对水利科技的贡献

1931年正式创刊的《水利》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会刊,也是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水利期刊,它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水利》创刊后积极传播水利科技知识,在推动水利科学研究,造就卓越水利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水利科技的传播和发展。     

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张謇水利思想研究

张謇水利著说颇多,以《张謇全集》(2012年版)为数字化资源,对张謇涉水利的时序变化、地域变化、人物共现、情感倾向、教育主张等方面进行数字人文分析,勾勒出张謇家国情怀的水利人生画像,开辟了文献利用新用途和名人研究新路径。在时序变化方面,可以将张謇水利人生分为黄河治理、治淮导淮、水利教育和回乡保坍4个时期;在地域变化方面,梳理出张謇在南通时期思考治水和实践治水、郑州开封时期疏塞并举治黄,南京北京时期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在人物共现方面,发现张謇善借名人力量实现水利抱负,但收效甚微;在水利情感倾向方面,刻画出张謇先后经历了“满腔热情、忧郁南归”“忧国忧民、务实理性”“雄心勃勃、锐意改革”“辞归故里、热忱家乡”4个情感变化过程;在水利教育方面,概括出张謇“以德为先、重视实践、严谨治学”的教育主张。     

中西方信息哲学的歧异与会通——以弗洛里迪与邬焜的信息哲学思想为例

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已开始得到国际哲学界的认同。邬焜教授与弗洛里迪教授是中西方信息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通过对两位学者信息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比较,指出两者的思想既存在诸多的差异,又有许多相通之处;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语境、理论立场、研究进路、基本概念和学科纲领等方面,但同时两者的思想又存在交集,其理论具有互补性,这显示出中西信息哲学发展交流的必要性。     

激趣,导学,致用——识字教学“三部曲”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字对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时下识字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高耗低效,学生对识字兴趣不大,写字潦草,错别字随处可见。如何扭转这一现状呢？《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识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     

西夏水利法初探

西夏水利法主要由春开渠法、水利管理法、以及辅助设施建设与维护法三大部分组成，对它的探讨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后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农业水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

<通志>、<史记>,同样博通古今,旨在治世之法.但是二书区别极大.首先郑樵作<通志>,旨在继孔子之遗志,传"至治成之法";而司马迁修<史记>,其旨在续放绝之史记,留当世之治法.再深入探究,就会发现二书成书的条件--作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作者所处时代之思想文化、政治特征以及个人的性情和经历等等都完全不同.郑樵是纯粹的儒者,身处政治上屈辱艰难、文化上儒学再盛的两宋之交,学问博洽而性情孤高,平生以著述立言为所愿;而司马迁则是圆融的学者,生于治世之际、学盛之时的西汉盛世,博学而且广见,所修之<史记>不是<通志>所能的相较的.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基于《开明英文读本》的林语堂外语教育思想探究

从探讨林语堂编撰的《开明英文读本》系列教材的特色入手,考察林语堂文化对比视角下的语言教学观、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教材观,以及跨文化意识贯穿始终的教育观。研究表明,语言、文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林语堂教学观、教材观和教育观的和谐统一是《开明英文读本》成功的根本,从中得出,“教文字更教文化”是林语堂外语教育思想的核心。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变害为利,泽惠社会——《水经注》记载的治水与水利社会图卷

公元6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著的《水经注》是祖国历史上不朽之名著。《水经注》不仅记叙了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古代河流,而且兼及当时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因此这是一部经世致用的著作。在河流与水环境状况早已发生巨大变迁的现代社会,进一步挖掘《水经注》中的环境价值和时代价值,理清祖国境内以河流为中心的水环境变迁的原因、特点、历程和演变规律,并从中汲取生存智慧,应是当代学人研究这部不朽名著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有关专家围绕《水经注》版本校勘、错简订正、研究方法和实践、海外郦学研究和实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笔谈,以期通过此次笔谈,不仅能够总结《水经注》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深化《水经注》研究实践,而且能够为未来《水经注》研究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此次笔谈在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界和郦学研究史上尚属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