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治官得失论纲

本文以拟撰专著的主要观点,简要确定了治官的定义以及研究价值,分三部分摘要论述了秦、西汉、东汉治官的主要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并分析了其成因。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秦汉时期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

关于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史学界一直有争议,至今没有定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私备,还有一部分认为是官给。二者的述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将二者进行比较辨析,再对相关史料进行认真研究以后,不难发现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私备的情况确有,但并非普遍情况。相反,大量史料证明,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应以官府供给为主。     

唐代宦官供奉官考

唐代宦官供奉官是不同于内侍省职事官或内诸司使的第三类称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职供奉官,侍奉在君侧以备顾问应对,执行奉使宣谕等任务;二是内诸司使兼任供奉官,由于部分内诸司使供职内廷,兼任供奉官则可经常接近皇帝;三是荣誉赏赐的加衔。等级上,最迟在咸通年间基于服色,已形成紫衣供奉官、绯衣小供奉官,包括绿衣供奉人员在内的等级鲜明的序列。相应的身份地位和任务等不尽相同,体现了宦官供奉系统逐渐成熟完备。宦官供奉系统具有鲜明的私的特征,是唐代皇帝意图建立个人权威系统的尝试,也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

明初内官监为内官第一署,后其地位为司礼监所替代。对于宦官制度的这一重要变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司礼监地位的提升。然而,却显然没有考虑到内官监沉降与司礼监上升的互动关系。永乐初年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具有内官第一署长官的显赫地位,其在下西洋决策中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解析内官监职掌,说明下西洋与迁都北京有着直接关联,而持续28年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而后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秦汉简牍"质日"考

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将敦煌汉简中的历表类简文称之为"历谱"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可知,这类历表类简应称作"历日"、"质日"或"(币見)日".从悬泉汉简记载可知,"历日"一词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指朝廷颁行全国的历日正朔."历日"在秦汉简牍中又自题篇名作"质日"或"(币見)日",二者与先秦典籍中的"致...     

北宋开封府界提点官考

就北宋开封府界提点官略加分析，并将一代提点列为年表，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提供资料。     

先秦秦汉时期"太一"内涵述考

“太一”一词,文献中多有记载。“太一”性质与内涵,不同文献记载各异。综观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太一”内涵实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哲学概念的太一;二是宗教概念的太一;三是星象概念的太一。先秦时期,“太一”内涵多具哲学意义;汉代,“太一”的宗教内涵更加突出,是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祇,同时又兼具其他内涵。这既说明太一信仰的普遍化,亦表明太一内涵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混合与分化的过程。     

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上)

北齐流内比视官是在北魏比视官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是北齐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流内比视官不仅是列入国家正式律令的职官 ,而且其享有的政治、经济待遇也与流内正式品官大体相同。就齐制流内比视官所列官职来看 ,北齐将领民酋长、不领民酋长、州郡中正、部分州郡属吏列入流内比视官 ,主要体现了高齐政权对世袭豪酋、军功新贵、汉族门阀和地方大族势力的政治荣宠和经济优遇 ,并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优遇性以及法令化、制度化的特点。北齐流内比视官的创立 ,对于隋唐视品官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羌族的内徙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秦汉时期羌族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羌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羌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变迁。     

秦汉文明浅析

秦汉帝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外文明交流空前频繁等特点。秦汉文明不仅对2 000年来中华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康熙朝起居注官制度研究

康熙朝起居注官制度存在了四十多年,较为忠实地履行了记录康熙皇帝言行的职责,为后人留下了特殊而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种职官上承前代,但在许多方面都远胜于前代。康熙朝起居注官得以长期直接侍值康熙身边,直接记录康熙的言行,于“君举必书”的记注传统贯彻得较为彻底,与此后雍正、乾隆等清帝的起居注记录多载官方文书的情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在维护起居注记载的客观性上,康熙朝起居注官算是历代起居注官中做得比较好的。但康熙朝起居注官制度最终是以不光彩的结局退出了康熙朝的历史舞台,这说明在一个封建专制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史官记注对帝王言行约束作用毕竟是微弱的。     

先秦秦汉时期的天、君、民关系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上天和所谓代表上天的君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而对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视.他们或者认为既要尊天,又要保民;或者认为天事和人事互不干预;或者认为君主的地位是有民众决定的;或者认为天意就是民意,以此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些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秦汉闽越航海史略

闽越与其他地方的交通受到山海自然条件的严重阻隔,但闽越航海条件优越与航海传统悠久,使得与东越和南越的海上往来较内地联系更为方便。秦汉时期几次重要战事借助航海条件实现了远征的成功。古代中国因风浪影响航运的最早的历史记录,也发生在闽越。在东方海洋开发史上,闽越人有突出的贡献。总结和说明秦汉时期的闽越航海史,对于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海洋开发的历程和闽南文化风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