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西伐“大夏”考地

据《史记·齐世家》记载,齐桓公曾“西伐大夏”。关于“大夏”所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云:“太原……又谓之大夏也。齐桓公曰西伐大夏,涉流沙。《左传》帝迁高辛氏子实沈于大夏主参……皆此地矣。”顾氏又说:“盖太原、大夏、夏墟……其实一也。”清初胡渭《禹贡锥指》:“太原……又谓之大夏,《左传》迁实沈于大夏,《史记》齐桓公西伐大夏,禹凿龙门通大夏是也。”依顾氏、胡氏之言,齐     

汉闽越王无诸冶都考

汉闽越王无诸所都冶城,于秦为闽中郡治。关于其地所在,这是研究闽浙地区的开发和古代海上交通的发展必然涉及的问题,但是由于史籍记载的混乱和过于简略,却一直存在着争议长期未能得到完满解决。早在1934年叶国庆先生于《燕京学报》第15期发表《古闽地考》一文,认为汉闽越王冶都不在今福建福州市,而在今浙江境内;继又于1936年在《禹贡》半月刊6卷2期发表《冶不在今福州市辨》,再次申述前说。最近李祖弼同志亦于《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1期发表《闽中疆域考》,更确认汉闽越王冶都原在今浙江临海县东南章安镇,名为“故冶”。只是至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关于白居易若干问题的考辨

<正> 一、白居易的籍贯、生卒年与墓地白居易,字乐天,小字阿谁,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因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傅或白太傅。他的籍贯比较复杂,据他自己为祖父白锽所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因祖先白仲封于太原,“故今为太原人”。《旧唐书》白居易本传,说他的曾祖白温徙于下邽(今渭南),今为下邽人焉。”他祖父死在河南新郑私第,死后由白居易迁葬下邽县北义津乡北原,因此可以说是陕西人。至     

司马迁的死年死因及其他——讲授《报任安书》引起的疑窦

<正>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过去是一读而过。在讲授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疑窦:一是司马迁死于什么时侯?怎么死的?二是原本是不是一个誊清稿?三是他所说的“名山”究竟指的是哪个地方?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司马迁之死,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公之卒、绝不可考。”因之,自清末至今的所有学者,一谈及他的生平,都说“卒年不详”。过去,人们妄加猜揣,有的说,可能遇暴疾而死;有的说可能象杜甫一样,死于出游途中;有的说,可能是没有面目见人,隐居起来了。我认为,他可能是被汉武帝暗害而死的。     

郭璞注中一些创新的术语

郭璞(276—324)训诂语言中,有一些训诂术语,有的是继承前人的用法,有的则是郭氏的创新。如: 美恶不嫌同名 《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注:“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又“肆、故,今也。”注:“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这是郭璞认为反训的用例。现存训诂著作中,郭璞最早谈到反训。“美恶不嫌同辞”,见于《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何休     

“今为赤帝子斩之”是否是被动句式

《史记·高祖本纪》有这样一段话:“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有的同志认为“今为赤帝子斩之”一句是以介词“为”为标志的被动句式。①此说值得商榷。关于古汉语中的被动句式,马建忠在他的《马氏文通》中作了论述。他说:“外动字之行,有施有爱。受者居宾次,常也。如爱者居主次,则为‘受动字’,明其以受者为主也。”②马氏从动词和宾语的词序和动作行为的施受关系着眼,判别了古汉语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按马氏的意思,即是主语是受动者的句子,就是被动句,不管有没有结构标志。从马氏所列被动句六种表现形式中可见这一点。这六种形式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试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兼就今本《顺宗实录》的真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论者在评价韩愈时,总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维护或倾向于代表世族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立论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说他反对“永贞革新”。最近,张国光同志发表《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一文,说今本《顺宗实录》是韦处厚     

试述“通变”观的历史发展——兼论刘勰“通变”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撰《通变》一篇,历述了从黄帝到“今代”文学的递变,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他的“通变”论建立在对文学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之上,着眼点是很远大的;他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木)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又说:“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目光所及,包括了文学创作中古与今(故实与新声)的融会贯通和内(情、气)与外(物、     

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

一、里居李颀是唐代开元、天宝间的著名诗人。但新、旧《唐书》都没有他的传。他的籍贯,第一次见于记载的,是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2。传中说:“李颀,东川人”。清代曹寅等编的《全唐诗》卷232《李颀传》因之,也说:“李颀,东川人”。过去一般对“东川”二字无异议,但对“东川”究为何地,则颇有异同。有的把东川指为云南或云南会泽;有的则指为四川三台或四川东部。近几年有好几位同志对此提出疑问。因为     

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

将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摆在论者面前有许多难以超越的障碍。其中较大者,有三: 一 关于船山史观,有的论者说:“如果说他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他的历史观却是唯心的,这样显然就陷于自相矛盾;反之,如果说船山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则在马克思以前还不好这么说。”(嵇文甫:《对于王船山历史观的一些粗浅认识》)认为在马克思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看法,是船山史观论者们遇到的第一个大的障碍。至今人们普遍的认为:在马克思以前,“旧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唯心的,而马克思以前世界各民族的唯物主义都是“旧唯物主义”者。     

怎样评价梭倫的改革

梭伦(约公元前638—559年)在世界古代史上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统治阶级的人物,在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当政后,他根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史称梭伦改革。怎样历史地评价他的这次改革,目前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梭伦改革是“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有的认为梭伦是个“中庸”的人物;但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①以上这些提法上的不同,都说明了对梭伦改革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到底应     

关于濮人问题(上)

一、引言 对濮人研讨,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濮人起源:有“江汉”说,一说“在今湖北枝江县南”,①一说在今湖北秭归县西。②有“元江”说,今云南元江上游古称为濮水,“濮之得名,盖因于濮水”。③有“岷山”说,说濮人是“起源于甘川交界的岷山山地”。④其迁徙:有“西迁”说,“江汉地区的濮地被楚所并,濮人有的溯江而上,迁到西南地区。”⑤有“东迁”说,“百濮起于云南,而遍及于西南各省也。”⑥有“东、西迁”说,濮人原住在岷山山地,后一支向东迁徙,一支向西迁徙。⑦其族属:有“氐羌”说,古有《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徐广曰,“僰     

《尔雅》释义方法浅析

《尔雅》凡一十九篇,前三篇解释语词,采用“同义类聚”的编排法,相当于今《同义词词典》;后十六篇解释专科词语,涉及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可谓囊括百科,无异于一部“百科词典”。一十九篇即一十九义类,每一义类又分若干小类,有的还明确标目。《尔雅》“同义类聚”,囊括百科及其结构层次,在中外辞书发展史上,均属首创,已得到辞书研究者的充分肯定。然对《尔雅》释义的方法作细致的分析、归纳,这项工作似做得还很不够,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次尝试。说及《尔雅》的释义方法,往往仅择其大端言之: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前者如《尔雅·释诂(上)》(以下只注篇     

虞芮国故址小议

《诗经·大雅·緜》中有“虞芮质厥成”一句。虞芮二国的故址在今何处,过去许多注本都没注《毛传》只说:“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当代注本,说:“虞,古国名,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芮,古国名,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十里。两地相去甚近。” (见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我认为,“相与争田”的虞国故址不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芮国故址也不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理由是,那时还没有在该地的虞国和芮国。     

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

自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问世,特别是他公开表明在理论上赞同法朗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后,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有的说,他的“自叙传”是“个人生活的写照”;有的说,他的小说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来源于日本的“私小说”;日本汉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则认为,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一样地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笔者认为,郁达夫创作虽然大都取材于个人经历、身边琐事,但不能说是“个人生活的写照”;他留学日本,在日本民族文学     

《〈红楼梦〉成书新说》异议

《复旦学报》1987年第5年期载刊了数学家李贤平先生的红学论文:《<红楼梦>成书新说》。说他用电子计算机对47个虚字在书中出现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发现前80回的风格也不一致,在“正视图”中呈三种分布;于是他认为,这80回也不是曹雪芹一人所写,而是他据前人的《石头记》增删而来,并在其中插入他早年的小说《风月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