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20世纪的两次社会论战述评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有过几次争论,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与末期的两次社会论战进行述评,提出虽然时代不同.论证各方观点以不同的面目 约束.文章认为,只有超越这种张力,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中化与西化一百多年争论的典范.     

文学:面对现实思考

朱水涌这个问题的提出，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必要，一是探讨文学发展规律和道路的必要。文 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情结”，从“五四”文化先驱提出“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两个最重要文学社团关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争论，到４０年代现实主义与“主观”论的论争，从建国初期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这之后的几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由重新呼唤回归“五四”文学传统而引发的重要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争鸣，文学与现实的问题一直纠缠着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可以说，百…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是对列宁“不争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在改革开放中“不搞争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多次提到“不争论”观点。我们学习邓小平这一思想，重温列宁的论述，就会发现，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正是列宁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发展。学习和领会这一思想，对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说，“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不仅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苏联模式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却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后带领全国人民对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目的并未根本达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的争论, 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作为反思人生的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探讨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 那就是: 在当代中国, 作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或“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     

从开明专制、训政到新式独裁——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

近代中国围绕宪政民主路径的选择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清末围绕“开明专制”的论争 ,论争双方都承认国民程度影响宪政道路的采择 ,但双方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共和立宪派更否定了依靠清朝统治者推行立宪的可能 ;二是民初围绕袁世凯专制行为展开的论争 ,论者较系统地批判了所谓的“开明专制” ,提出只有实行宪政民主才能促进国民程度问题的解决。在对中国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中 ,孙中山的“训政论”日益系统 ;三是 30年代关于“新式独裁”的论战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新式独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警惕精英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近年来，涉及贫富关系的争论言辞激烈，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未来城市建设的方针和格局，也涉及到在一个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如何共处。关于“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争论折射出目前我们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其中有些苗头是令人担忧的。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正> 任何文化领域之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取向和不同道路的抉择.中国文化领域展开的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实际上早已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学之争是第一次交锋,当时是在西方思想传播,中国封建王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第二次交锋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开始酝酿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第三次交锋则出现在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时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论的继续.     

论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各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历经了四次大的争论。这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提出以及经验的积累,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以及大众化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具体而言：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的分歧。四重张力及其内在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及工业化问题的论述，不同国家都将走上现代化道路。而现代化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外部障碍的排除（即反对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和策略的支持，对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弊病也做出了反应，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邓小平理论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两大理论成果对现代化弊病的回应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中国道路的实践辩证法及其开源意义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一百年奋斗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的出场能够为中国奇迹的“溢出效应”提供“原因解释”，而“中国道路”的成功本身亦需要科学“解释”。从其本质层面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基础性逻辑，即坚持了实践辩证法。中国道路充分体现了实践活动中“被动―自发―自为”“知行合一”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既是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理解和解读中国道路的基本视角。     

论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方法论意义

论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方法论意义田丰“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著名原则。从方法论的高度上弄清“不争论”的内涵和实质，对于全面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     

试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选择

当前,理论界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争论颇多,我国城市化政策也几经演变及实践。本文通过评析当前理论界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争论和我国城市化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践,阐述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必须在城市内涵发展的基础上,优化城市结构体系。并结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政策导向,认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城市发展市场化为主要手段,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全局出发,规划城市生长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城镇结构体系;立足现有各级城市潜力挖掘,增强城市功能和吸纳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历史演进——基于爱国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爱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同质同向，前者是后者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后者是推动前者的精神动力。爱国实践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丰富完善。“救国”主题下确立“工业化”发展目标，“兴国”主题下现代化目标从“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富国”主题下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强国”主题下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展望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坚持“两个结合”原则，兼顾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依据实践发展新情况，适时调整现代化中的阶段目标；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为实现中心任务奠定物质基础；注重物质与精神协调，为达成强国目标提供精神支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政治宣言,又是行动纲领.它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了新的表述,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包括的理论之间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