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夫海纳情感先验与存在的现象学阐释

为了回答“审美经验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杜夫海纳借鉴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概念，提出了“情感先验”这样一个存在论概念。情感先验既是审美经验乃至审美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又是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的构成因素。作为存在的一种属性的先验，既先于主体又先于客体，并使主客体的亲缘关系成为可能，所以它同时是主体和客体的一种规定性。情感先验在对象身上体现为“情感特质”，在主体身上体现为情感能力，而对情感先验的存在性认知则为“情感范畴”。在海德格尔思想情调的基础上，杜夫海纳论证了情感对于存在的归属；借助于情感范畴的感性显现，进一步论证了情感与存在的同一——“情感先验-存在”。作为与纯粹感觉相应的情感，在审美经验中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完满。     

庄子的“彼此是非”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吗

通行的观点认为，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彼此是非的问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的。这种观点将“彼此”理解为“那个认识主体、这个认识主体”，将“是非”理解为“正确、错误”。但这样来解释庄子有关的话语是不通的。实际上，庄子的这段话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的：“彼此”是指“当下不存在的事物、当下存在的事物”，“是非”是指“存在、不存在”，这样来解释庄子的这段话，意思十分清楚：它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评价的那样是怀疑论和诡辩论，而是充满了辩证法。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时间与自由──西方哲学史上的时间观管窥

西方哲学史中，传统的时间观包括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时间”、奥古斯丁的“上帝创造与心灵延展”、康德的“时间的主体性”以及海德格尔的“本源性时间”。在剖析传统时间观及其实质的基础上理解西方当代时间现，有助于重新理解和审视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时间与他者：对早期列维纳斯时间观的一次考察

文章以早期列维纳斯讨论时间的三部主要著作《论逃离》《从存在到存在者》《时间与他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列维纳斯的时间论述的基本逻辑,旨在呈现列维纳斯对时间与他者关系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在列维纳斯这里,存在本身并没有时间性。主体负担起其存在的“瞬间”,而主体所标画的现在仅仅是割裂的现在,还不是时间;死亡所揭示的将来也还只是时间的要素。真正的时间发端于主体超越存在,并在超越的同时保存自身存在的事件中,即主体与他人的相遇。时间就是主体和他人的关系。借由对时间的意义的颠覆,列维纳斯突破了以往的存在论的局限,指出主体必须出离存在、面对他人才能开展时间,这意味着时间不再是先验意识的结构,而是对他人的开放。文章亦对列维纳斯时间论述的逻辑合法性及其前提预设进行了分析。     

世界、时间与历史的向度

历史学是一种解释和观察 ,通过主体对世界与时间的观察来解释历史。只有在世界和时间里才能发生历史 ,历史只能存在于世界和时间的多维发展之中。世界、时间、历史都是存在的现象 ,而全部的历史就是要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清理世界、时间、历史三者的关系和概念 ,在“三个世界”理论基础上分析了“三个时间”、“三个历史”的向度。世界、时间、历史的统一构建最终形成了历史学的发展 ,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历史向着“专题化”的世界历史方向演历。     

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下乡——对南宁市西乡塘区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队的调查与思考

广西自治区出台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工作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工作重心下移的一个探索性举措，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农业生产发展和调解农村纠纷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这一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着一些运行机制问题和局限，这进一步表明了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下乡”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活动，进一步激发“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完善政府下乡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向“农民主体”的转变。     

激情符号学主体问题探讨

格雷马斯符号学长期被视作忽略主体问题的客体符号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情符号学成为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符号学巴黎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与激情现象密切相关的主体问题因而被纳入研究视野。在激情符号学的研究中,格雷马斯使用主体的“符号性存在方式”描写主体在叙事中存在状态的动态变化过程,并进一步界定了激情主体“潜能化”的存在方式。符号性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行为符号学视野下的符号性存在方式用来描写行动元类型间“在场”的功能关系;激情主体“潜能化”的存在方式则表现了激情主体与“目标映象”之间“缺席”的意向关系。激情主体与“目标映象”都是一种心理实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只取决于主体意向性,而与外部现实无关。因此,不同于作为功能载体的行为主体,激情主体本质上是具有前摄意向性和本体感受能力的身体本体。对主体的符号性存在方式以及激情主体“潜能化”存在方式的探讨构成了格雷马斯符号学进入叙事主体研究的独特进路。     

论人类本质问题的"过程性"

人类本质问题在哲学界中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马克思从"劳动"、"社会关系"、"需要"三方面作出的若干经典回答,可作为研究的参考;"过程性"的视角,用时间链把三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而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本质问题".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凤凰"自比"黄鹤"好--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超越性

历代对崔颢<黄鹤楼>的评价都非常高,而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多有贬低.其实崔诗开篇滞缓重复,在精神上是消极的、悲观的,是个人之愁.李诗在句法上概括精炼;在章法上抒情怀古巧妙地结合;在境界上积极奋发、乐观向上,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所以李诗不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胜于崔诗,即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未来视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焦虑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影响,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性"追随者的身份颇为焦虑。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案,"未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以使中国人能够暂时摆脱现实的纠缠,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更有保障的"超越感",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生,更多地来自于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因此,要纾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走出追随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地位的根源加以深入反思。     

说"时"——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古代“时”的本义为“四时”,即四季,内涵着周而复始循环之义。“四时”由二分二至的历法观测而来,在取法于天地的整体价值观念之下,“时”又引申出“时中”的哲理判断,以及“时政”的政治标准。“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对于古今政治均具有恒久的参考价值。     

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二者有很多共同点,如多来源于民间歌谣,作者都来自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反映内容的宽广程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影响的时代背景以及句式诸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婚恋诗的源流和发展。